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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月下旬到3月，日本将实施二战后最大规模的海外派兵计划，将有千余名日本自卫队队员分批前往伊拉克。这意味着日本突破了和平宪法的限制，首次向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外地区派遣了武力。一位日本的在野党领导人说：“自卫队队员身穿迷彩服列队前往伊拉克，就是去战场。这是战后历史的重大转变。”
面对这一转变，中日政治、经济关系又将经受哪些挑战和考验呢？
日本“向右转”
向伊拉克派兵，仅仅是多年来日本步步右转，步步走向“军事大国”的各种动向之一。
2003年初，日本防卫厅长官提议，如果有证据表明朝鲜正准备对日本发动毁灭性的袭击，日本应该考虑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完全是一副布什的腔调。
近来，一些日本政治家公开谈论向来被作为“禁忌”的日本核武装问题。前两天小泉首相又明确表示日本修宪当然包括修改作为战后“和平宪法”核心的“第九条”。
日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表示，他对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没有抵触感”，必须让其他国家“理解”。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迁，日本的政治和外交更加右转，更加保守化，鹰派在执政的自民党内已占上风，他们想彻底摆脱战败的阴影，做所谓“普通国家”或“正常国家”。
一位美国学者在最近评论说：“在面对伊拉克问题、特别是朝鲜问题的背景下，日本正在把以下两大战略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与美国靠得更近，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独立的军事和外交能力。”从长远的角度看，日本是“既要依赖美国，又要变得更加独立”。
中国如何与右转的日本打交道
日本的右转与中日关系的变化当然有着内在联系。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两国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分歧严重，以致形成首脑互访中断、两国政治关系冷淡的不正常状态。与此同时，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倾向正引起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高度警惕。
日本的右转，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同一个右的日本、一个保守化的日本、一个要做所谓“普通国家”的日本打交道，使中日间僵持不下的“政治冷”局面更难打破。
然而，中日关系是我们同现实的日本的关系，而不是我们同理想中的“日本”，同我们心目中所期待的那个“日本”的关系。正如我们一方面批评布什的单边主义，一方面仍要同美国发展合作伙伴关系那样，我们在批评日本“向右转”的同时，也仍然要同日本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因为决定我们是否发展和如何发展同日本关系的，不仅是日本怎么转、向哪儿转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我们的国家利益，乃至亚洲与世界和平发展的利益。
“政冷经热”怪圈
当今中日关系发展得最快最好的是经济贸易这一块。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中日贸易总额达到1335.8亿美元，比上年净增316.9亿美元，增长31.1%，日本连续11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中日贸易增长最快的几年，曾出现过在一年间两国贸易额上“百亿美元”台阶的盛况，而在2002年竟出现了在一年间两国贸易额上“三百亿美元”台阶，即使剔除日元升值的因素，这样的增幅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从日方的进口看，继2002年中国(不包括港台)成为日本最大的进口贸易对象国之后，2003年中国继续位居日本的进口对象国首位。从日方的出口看，2003年日本对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的出口额比2002年增长了约20%，占日本出口总额的25.0%，首次超过了对美出口额(占日本出口总额的24.5%)，这意味着中国(包括港台)在2003年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贸易对象国。
“政冷”会不会影响“经热”？
有人说，近年来尽管中日政治关系问题不断，但中日经贸关系仍在照常发展，中日间的“经热”并未受到“政冷”的影响。对于这种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无关论”，笔者感到有几点值得商榷：
其一，在更能发挥两国经济互补性、更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的大型经济技术项目的合作方面，目前在国内存在着两种意见的激烈争论，一种意见认为中日间的、特别是直接面向国民的大型经济合作项目应首先考虑政治因素；另一种意见认为中日间的大型合作项目不应掺入政治、感情因素。
其二，中日政治关
系的冷淡与摩擦膨胀到一定程度，难免影响到两国开展正常贸易和中国吸引日资的环境和气氛，可能伤害两国经贸关系。日本企业界认为，目前中日双方的“政冷”实际上已影响到日本企业在华正常经营，不但在政府层面的沟通存在严重障碍，两国在民间层面或者说是两国经济界的沟通也有问题。
一些日本友好人士也表示，如果中日间持续“政冷”的局面，那么在华日本企业的很多经营将会遭受很大影响。日本经济界是“推进日中友好与合作的主要力量，如果让日本公司承担应由日本政府承担的责任，就会让积极主张日中友好的日本企业界人士伤心。”
其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国间的“经热”具有很大的可变性和流动性。如果中日政治关系继续僵持甚至恶化，中日双方也可能不得不牺牲两国经济强互补性可望带来的巨大利益，而将各自的经济合作重点对象移向他国，这意味着中日在各自的重要发展时期将与发展两国关系的大好机遇失之交臂。
我们对“政冷”可能给两国经济关系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应持有足够的估计，对由于历史等问题所导致的中日关系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应持有清醒的认识，努力避免出现中日经济关系发展受到两国政治关系发展滞后束缚的局面。
作者：特约撰稿冯昭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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