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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表明，本已于今年1月叫停的大庆原油对日出口，可能于近期再生变数。一支由日本主要原油、成品油贸易商组成的民间代表团，就恢复出口问题，1月末正式拜访了商务部主要官员。但在“碰壁”之后，代表团并未全部回国，其精干成员留下继续与中方交涉。目前，相关谈判仍在进行之中。
值此中日关系“多事”之秋，日本驻华使馆经济参赞堂之上先生对记者表示，此代表
团系民间组织，日本政府能源厅对此事无官方表态，也不准备介入具体谈判。负责中日民间经贸往来的日中经济协会与日中经济中心负责人，均以谈判正在进行为由拒绝接受记者采访。而此事件的核心角色之一———大庆油田及其母公司中石油方面，或称对此事一无所知，或“顾左右而言他”。
“内外交困”———中国急停对日原油出口
对于中国断然停止这项始自1978年的对日长期贸易的原因，知情人士只说了“内外交困”四个字。而仅从字面理解，似乎自去年夏天开始蔓延全国的“油荒”，成就了中国政府叫停对日原油出口的理所当然之举。
然而，这种理解有失偏颇。自1993年中国成为原油净进口国之后，原油进口量与日俱增，去年更是达到了接近1亿吨的历史最高水平。与之相比，中国去年对日出口原油300万吨，只占进口量的1／30。再看大庆方面，去年原油产量4840万吨，高于对日出口总量的15倍。况且，作为一项长期贸易协定，大庆原油对日出口得到了两国政府的支持。总之，即使去年开始至今未解的全国性“油荒”再严重一些，中国政府也不至于“杯水车薪”地叫停对日出口。
那么，这“内外交困”又具体何指呢？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从国内角度讲，由于国家对于原油等资源出口采取了下调出口退税的政策性限制措施，从而使国内经营原油出口的外贸企业不再有利可图，企业出口原油的自主性受到较大程度打压。因此，中国政府于去年底，原则上将以前按国际价格结算的对日出口原油价格每桶上调了6美元，以补偿出口企业损失。同时，原油出口量也从300万吨／年下降为50万吨／每年。日方显然对上述调整难以接受，有关谈判随即展开。
另一方面，去年中期以来，国际环境使中日关系屡经波折：双方在能源、交通等领域的竞争与合作极不顺利；自2001年开始，日本对华政府贷款(ODA)逐年减少；今年1月，小泉首相第四次参拜靖国神社等等。因此，中方此时考虑更改26年前签署的这笔政治因素显然大于经济因素的长期贸易协定，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日本方面似乎对于这区区300万吨大庆原油情有独钟，几经交涉被拒后，仍锲而不舍地与商务部主管官员谈判。对此，日本从事原油、成品油贸易的出光兴产株式会社一位人士对记者表示，在日本，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非常重视各种原油进口渠道的建设，毕竟，日本每年全部内需原油均要由国外进口。
能源短缺引发中日经贸博弈
这位人士同时也认为，事实上，大庆原油出口日本即使真的无法恢复，日本的原油进口也不会受到实质影响。
据介绍，虽然目前，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原油消费国，但同日本每年巨大的原油消费量相比，日本仍是世界上原油自给率最低的国家。日本目前90%以上的内需原油来自中东。中国在日本原油进口渠道中，似乎显得无足轻重。但事实上，正是日本对于中东原油的绝对依赖，促使日本近年来极力推行其“原油进口渠道多元化战略”。于是，近邻中国与北方的俄罗斯进入了日本的视野。
在中国方面，政府停止对日出口大庆原油，则很可能出于平衡国际贸易的考虑。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冯昭奎认为，在中、日均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今天，在经济上，其实谁也封锁不了谁，而复杂的国际贸易中的诸多问题，则可能通过类似停止对日出口原油这种暂停长期贸易机制的方法来加以平衡。冯不赞成在中日关系处于低潮时过分渲染停止出口原油事件。因为，这会导致经济事件“泛政治化”的通病，到头来，如果本来向好的中日经贸关系(2003年，中日经贸额增加了300亿元人民币)受到冲击，双方均得不偿失。
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日间的经贸博弈，远非专家的警告所能避免。去年，中国以原油为代表的能源消费迅猛增长，至今延续的能源“三荒”，使中、日两国共同遭遇“能源瓶颈”。而去年整个一年，俄罗斯在“安大线”、“安纳线”问题上的暧昧和骑墙，使共同看好北方俄罗斯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中日两国都大感失望。同时，双方也因此产生隔阂。当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日本将最后胜出之后，中国自然要在另寻“油路”的同时，动用各种经济或政治武器，以在中日经贸关系中寻求平衡。这在随后的京沪高速铁路建设方案的选择中，可见一斑。虽然双方官员在各种场合的公开表态，均回避了中日关系的敏感话题，但业内却很难将上述两事件完全割裂。
据悉，近期，日本政府高层仍将继续就交通、能源等问题来华游说，届时，双方经贸博弈将达到新的高潮。
作者：本报记者崔毅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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