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梓 北京报道
目前农村改革只是走了半步，只解决了生产队以下的生产关系问题，其上的生产关系并没有改变，现实存在着现代化的制度架构与基层经济现实的严重错位。
三大体制突破
《21世纪》：我们知道，1982年到1986年，中央曾经出台五个一号文件，与之相比，你如何评价此次一号文件？
温铁军：有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1980年代初的五个一号文件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保证了农民收入连续7年的增长，是一次可贵的“黄金增长”。
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连续的低速增长，甚至出现了粮食的投入产出倒挂现象，这样就不能保证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去年粮食产量跌破9000亿斤大关，和1984年的产量相当，再一点就是粮食耕种面积的大量减少，已经跌破19亿亩大关，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此次一号文件提出“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有其合理性。
《21世纪》：之前的五个一号文件确立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这次文件有哪些体制上的突破？
温铁军：我认为突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税费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
在农村税费改革方面，对农业特产税原来的提法是逐渐取消，基于这个税种的实施客观上限制产业结构调整的共识，现在文件提出“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这是一个重大调整。另外，税费改革之后农业税税率调到8.4％，造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公共负债的增加，本届政府提出要把农业税税率总体上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最终恢复到3.4％的水平，这也是一个重大调整。这种改革意味着真金白银的支持。
第二个方面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对主产区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等。对此，学界已有很多讨论，我不再赘述。
第三个方面就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其中之义就应该包括允许组成农民的社区互助合作金融机构。社区范围内的农民互助合作的资金组织，可以降低金融风险，减少交易成本，有效地让农户得到更好的金融支持，这是对高度垄断的农村金融体制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解决土地问题的关键
《21世纪》：除了以上你提出的三个方面的改革，文件还提出了土地征用制度改革。有统计表明，1999年到2003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累计调减了2.1亿亩，建设占用耕地占了很大的比重，高产熟地的大量占用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温铁军：这是去年严禁开发区滥占耕地政策的一个延续，农村的土地问题实际是财政、金融、税收等宏观政策交互作用的结果，土地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利益问题，地方很难贯彻落实中央有关限制占用耕地的政策。
首先是财政税收体制，税制改革一个结果就是中央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下降，赤字增加，这种情况下，又没有相应的财政工具比如地方债券可以利用，就必然带来地方政府低价占用农民土地，高价卖出，填补地方财政的漏洞。
其次是在金融方面。资金更多流向房地产等超额收益领域、农村金融市场的萎缩实际激励了土地资源的变现这种套钱的方式。
第三个问题，我们国内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50％，在国内经济更多地依靠外需来拉动的同时，必然要更多地参与国际竞争，各地竞相压低资源和劳动力的价格，以争取外商直接投资，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行为，中国也概莫能外。低价甚至零地租转让土地，结果就是造成一大笔财政挂帐，这需要更进一步的圈占土地才能解决，形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恶性循环。
所以，在宏观问题没有理顺的情况下，单纯叫停开发区、控制滥占耕地，恐怕难于奏效。财政、金融改革上的突破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关键。
困扰农民增收的三大根本问题
《21世纪》：对于三农问题，你有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你认为根本上存在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呢？
温铁军：当年一些搞“大包干”的人曾经说过，“大包干解决的问题不如引发的问题多”。引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农民的高度分散、小农经济高度分散兼业化经营，这种情况20多年来没有改变。
农民形成组织，才能在那些涉农领域中通过规模经营取得受益。1980年代，中央每一个一号文件都是特别强调，应该让农民发展各种专业化合作，组织社区合作，发展合作组织，但实际上，这种合作组织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因为涉农领域的垄断一直没有改变，而只有放开金融领域、放开购销领域、加工领域的合作，才是有效率的。这就涉及到农村的第二个根本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垄断的问题。涉农领域的垄断尤其是金融垄断，使得农村的合作组织不可能发展起来。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县以下行政部门的“离农而去”。所谓离农而去，就是原有的公共服务性部门已经变成盈利性部门。这些部门却都以政府的名义在开展所谓的业务，以部门的行为立法，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最终造成李昌平所说的七顶八顶大沿帽管一顶破草帽的局面。在条块分割的部门利益面前，中央的良政往往最终变成地方的恶政。
打破条块分割是增收的根本《21世纪》：对于以上三大问题，你认为目前改革到了哪一步呢？
温铁军：目前农村改革只是走了半步，只解决了生产队以下的生产关系问题，其上的生产关系并没有改变，现实存在着现代化的制度架构与基层经济现实的严重错位。
《21世纪》：那么，你认为该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呢？
温铁军：作为改革的政策依据，至少要把乡镇一级，原来平调农民资产所形成的乡镇一级部门及其资产，以村为单位把产权还回去，还利于民、还权于民。深化改革要像1980年代那样尊重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这需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了解农民到底有什么需要。
《21世纪》：你有着大量农村调研基础，你认为改革可以从哪里入手呢？
温铁军：税收机制就可以改一改。在高度兼业化经营的情况下，计算单个农民各个领域的收益势必要付出高额的交易成本，实际上要客观的计算是不可能的，无论在收入环节，还是在生产环节、交易环节准确的征税，都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可以把以户纳税，改为以村纳税。在村级自治的基础上，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成本。
实现村级的主体地位，必须改革目前行政上的条块分割体制，县乡机构减人减事，把乡级的职能下放到村一级，目前的乡镇一级可以变为乡公所，成为上级行政的一个信息部门。村级则可以通过并村形成更大的联合体，七八个村，形成一个理事会，投票决定各个部门的领导人选，这样不仅有利于政策的执行，更能使农民信服，维护稳定。
《21世纪》：这样改革的前提是要解决好以前的遗留问题，大量的县乡财政负债如何处理呢？
温铁军：简单地说就是要政府买单，谁的孩子谁抱走，哪个部门造成的负债由哪个部门来承担。指望基层消化几千亿的债务，门都没有。有人提出“中部塌陷”，在目前的条块分割体制下，全国一刀切的政策就会导致财政负债相对严重的地区“塌陷”。
《21世纪》：文件提出要增加农业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相比去年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的资金1200多亿元，今年将增加大约300亿元，而这种趋势将成为中央财政政策转向的一个重要方面。你认为这对于增加农民收入能起到多大的支持作用？
温铁军：原来的所谓财政用于农业的开支，70％实际上和农民没太大关系，比如用于水利，大江大河治理，还要占农民的地，农民受益吗？现在也提出了对六小工程等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我的看法是，在体制上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之前，财政上的投入对于农民收入提高的作用是难以估计的，有一句话叫“千方百计苦无一计，没有办法就靠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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