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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曼 董颖
媒体作为一个监督职能部门，近些年来在舆论引导和政府监督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很多问题经媒体曝光后能够得以解决和改正。然而，从目前的反馈来看，媒体上每天都在报道各式各样的问题，而能够得到解决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那么，那些石沉大海的问题呢，管理部门为何置若罔闻呢？
2003年6月8日，《京华时报》以“强塞小广告”为题图文曝光了北京街头乱发小广告的现象。同期，《北京晨报》、《千龙网》、《北京晚报》等各大媒体也从各个角度对此进行了披露。然而，2004年2月6日当记者来到西单时，发现这种情况仍然存在，没有一点好转，并且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仅在西单商场和西单购物中心门口，就有一二十人在向路人塞小广告，一塞就是一叠，地面上散落了一片白花花的小纸片。路人纷纷对此表示反感和厌恶，同时也对没有相关部门管理表示失望和不满。记者翻阅了几篇有关强塞小广告的报道，发现媒体已经从各个侧面将此事报道得淋漓尽致，甚至连小广告藏于何处都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记者不禁产生疑问，事实既然已经如此清晰，相关部门为何仍然不出面整治？
本报曾经深入报道过的、同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墨盒非法回收问题，迄今也依然大兴其道。在地铁站和地下通道口，写着“回收硒鼓、墨盒”的纸牌有增无减。同样，火车站、飞机场的黑出租车问题，媒体也不止一次进行过揭露，然而至今有关“黑车”的投诉仍然屡见报端。调查公司的非法运作也还是一样，该调查照样调查，该违规照样违规。
事实上，媒体并不是执法部门，也没有进行管理和制裁的权利。但是现在的事实是，媒体对违规行为、事件进行揭露和曝光，义无反顾地冲在一线，而相关管理部门却表现出了不应该有的管理缺位！
在北京，火车站、地铁站、商业街存在着大量贩卖发票的人。这已经是北京人和许多到过北京的外地人共知的“秘密”。当记者就这个问题采访北京火车站派出所的时候，对方承认“归我们管”，而后却又解释说“我们打击啊”！可是，“打击”的结果是什么样呢？贩卖发票的行为并没有得到遏制。是打击力度不够，打击面不广，还是执法部门在有意无意地保护部分人的利益？
如果说，一些社会问题解决起来有难度、需要时间，那么一些政府职能部门自身的问题，为何也迟迟得不到解决呢？本报曾经报道过北京市工商局、北京市物价局、国家质量监督局和北京市工商局12315投诉举报中心等职能部门的便民电话“不便民”的问题，三个月过去了，这些部门仍然我行我素。前两天，一位姓张的读者向记者反映，她从2月3日开始到2月8日，不断地拨打12315和96315寻求帮助，可是从未打通过，不是没人接听就是占线。
当记者就一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质疑有关部门时，得到的答复经常是“我们不知道”，其实，“不知道”本身就是一种失职，即使真的不知道，那么经过媒体的披露，这些部门仍然“不知道”吗？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装作不知道？
我国正在建立媒体监督机制，群众遇到困难，总会想到求助于媒体，这是对媒体的信任。然而媒体所能做的，就是将事实的真相公之于众，事情的解决，还是需要有关部门亲历亲为。其实，媒体所发现和报道的问题，都是相关部门分内应该了解、解决的问题。可是现在，即使媒体报道了的事件，相关部门仍然不理不睬、不闻不问，这让人不禁产生一种疑问：他们究竟在做什么？！这样长此以往，舆论监督的效力如何实现，群众又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呢？
“两会”就要召开了，又到了广大人民代表向政府提议案的时候了，就有报道提到一位人大代表登广告征集议案的事情。对比起来，一些政府职能部门是否也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加深入、细致呢？
《市场报》 (2004年02月13日 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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