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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丰
G7财长会议提出了一项自相矛盾的主张，即汇率应当反映经济基本面的状况，而不应无序波动。然而，这里所称的经济基本面到底指向何方呢？美国、欧洲、日本，还是埃塞俄比亚？
“我们终于摆脱了黄金枷锁的束缚，英国人听到这个消息，几乎没有人不欢呼雀跃的。我们感到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一些有理性的事情了。不切实际的浪漫局面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探讨一下，怎样的政策才算是最佳的选择。”1931年9月27日，凯恩斯这样记叙一周前发生在英国的金本位的终结。
现在，七十多年过去了，“最佳的选择”在哪里？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无论是刚刚过完九十三岁生日的里根，还是忙于应付克里的小布什，他们的经济政策统统宣称“以凯恩斯的名义”。
“布什当然也会说‘不’———当里根说‘不’的时候”———这是刻薄的评论家对老布什的挖苦，如今，这种家族遗传的忠诚品质传到小布什的手里。于是，堆积如山的外债、财赤，以及没完没了跌跌不休的美元又回来了。
没有人愿意参与这样的应酬：正襟危坐、心事满腹、推三阻四、虚以委蛇，七大国的财长、行长们过了一个极其无趣的周末，而这一切，正是美元惹的祸。
金融外交，一个文字上颇有新意但是实际上了无用处的字眼，用在G7财长会议上可谓恰当。在一纸例行公事、含糊其词的宣言的背后，与会代表谁也不曾真正考虑调整其国内政策。而其中最不给面子的，当然仍旧是老而弥坚的格林斯潘。他在周三重申了美联储的一贯态度，即低通胀率意味着美联储可以继续保持耐心，而在此前，市场曾预计他将在近期发出升息信号。
到底因为什么，生活在科技如此昌盛的年代，我们却仍然必须忍受混乱无序的货币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后的若干年内，哪怕是仅仅有望取而代之的、稍稍稳固的全球金融，依旧如同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杳无踪影。而在不久前，我们甚至都已经在火星上找到了水。
天真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建议将货币发行量铭刻在宪法上，以宪法的尊贵地位来保障货币的稳定，但是，世界上哪里有改动不了的宪法呢？也许，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G7财长会议提出了一项自相矛盾的主张，即汇率应当反映经济基本面的状况，而不应无序波动。然而，这里所称的经济基本面到底指向何方呢？美国、欧洲、日本，还是埃塞俄比亚？
大国的财长们表示，他们主张灵活的汇率政策。当然，这种“灵活”不是针对他们自己的国家，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甚至不无威胁般称：“汇率政策不够灵活的那些国家自己心里有数。(我指的)不止一个国家，而是有好几个。”
够了，一切都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这种拙劣的文字游戏实际无非是在传达这样的意思：“我们”，为了实现本国经济的福祉，可以，也必须，采用一切可以采用的手段，而“你们”，因为不够“灵活”，所以无权自行其是。
这是怎样混乱的逻辑？!曾经有过一篇著名的论文，标题就叫《没有任何汇率制度适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间》，现在看来，这一论断很有问题，因为发达国家相信，他们的汇率制度放之四海而皆准———只是，他们先要坐下来商量一下，这种“完美”的制度到底来自美国，还是日本———也许，这就是G7财长会议的由来？
这样，还是让我们再来温习《预言与劝说》第二部分的第七篇吧，经常失误又永远正确的凯恩斯这样写道，“上周发生的重大事件，在世界货币史上将掀开新的一页。我希望由此可以冲破国际间存在的似乎难以逾越的森严壁垒。我们现在需要共同进行亲切、坦率的协商，为我们的未来事业作出更好的安排。从去年6月起，美国总统似乎进入了睡眠状态。而在此期间，却有许多重大问题值得他关注。然而美国一直保持沉默，无动于衷，这种神秘的气氛笼罩着白宫，到现在似乎还没有消散。是不是我们找到的解决办法总是不够及时，总是来得太迟呢？我们是否可以邀集全世界3/4的地区，包括我们整个帝国的代表，请他们在英国同我们一道，设计一个能使商品价格保持稳定的新通货制度呢？或者，我们不妨考虑再度实施金本位。”
若真如此，这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2月13日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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