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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穆易
春节刚过，全国各大城市的人才市场已是人头攒动，这当中，不乏有着高学位的学子、管理人才……然而却很难看到越来越走“俏”的高级技工。
近日，一家急聘高级技工的私企老板丁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们引进了先进
的项目、购置了数控设备，就等着高级技工人才把关键技术转化成产品，不然就要眼看着市场丢掉了。”他在郑州人才市场招聘“机电一体化”高级人才，月薪万元，几经张榜之后仍无人“胜任”。
高级技工人才短缺不是郑州独有的，而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上海有关部门对60家企业进行的调查表明，在企业的技术工人中，高级技师的比重仅占0.1%，技师和高级技工也仅仅各占1.1%和6.1%。而就在国内难觅高级技工之际，上海已通过人力资源公司的运作，以70万元年薪高价引进日本技工。业内人士不由惊呼，随着全球性产业大转移的进程加快，如果国内技工的素质、技能达不到要求，最终将导致大批“洋技工”来华抢饭碗。
据统计，北京目前月薪超过5000元的十大急需职位中，高级技工就占了4位。
2004年据调查测算，北京全市现有企业技术工人101.16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仅有10.12万人，按照本市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高技能人才应达到47.21万人，也就是说这之间竟有着37.1万人的缺口！
而在广东，不少企业正在全国范围以60万元的年薪招聘高级技工。深圳到全国各地去招聘高级钳工，开出了6600元的月薪，结果未能如愿。招聘者不由发出“好钳工比研究生还难找”的感叹。
据统计，目前在中国13亿人口当中，有7.1亿的劳动力人口。这些人当中有1.2亿人在企业里干活。在这1.2亿职工当中，有大约7000万是技术工人。而在这分成五个等级的7000万技术工人当中，高级技工只占3.5%。数据同时还显示，中国目前还急需60万名数控机床的操作工。
不仅高级技工所占比例很小，而且年龄层次偏高。中国制造业的主力是青年工人，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技术水平还达不到现有技术等级规定的标准。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技术工人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说到，“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将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世界各国的企业和跨国公司纷纷来华投资设厂，越来越多的产品将打上‘中国制造’而运往世界各地。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中国制造’的技能人才就成为关键。”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指出，有很多国家都想成为“世界工厂”，比如说东欧、东南亚甚至南亚国家都在争夺“世界工厂”这块蛋糕。尽管从市场、从投资环境来说，现在世界上可能没有谁能出中国之上，但这个席位并没有标明只有中国人能坐，要想在世界赛场上抢得这个席位，必须具备很多条件特别是要有一支强有力的蓝色军团即高级技工。
现代化生产要求技术工人不仅要有熟练的操作经验，还要掌握基本的电器、电子和自动控制技术。而中国技工、技师住往只有传统操作经验，缺少新的岗位知识。
据了解，中国技术工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近7成。这种文化程度制约了他们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技术工人的素质低，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目前中国企业平均产品合格率只有70%，不良产品造成的损失每年近2000亿元。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15%左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9%，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许多工厂的生产线比国际著名公司的还要先进，但生产出来的产品根本不能和人家竞争。
“要提高‘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就要着力培育高素质的技术工人队伍。”曾湘泉严肃地说到。
尽管人们不断呼吁重视技能人才，但在一个过分看重学历和文凭的年代里，这种呼声显得十分弱小，技术工人严重不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这一现象的长期存在，不仅制约企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掣肘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技能人才的问题更显重要。
专家指出，没有一支技术精湛、手艺高超的高技能人才队伍，企业就不能生产出一流产品。加快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努力提供高质量服务，企业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曾强调，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制造业的增长，这离不开高技能人才。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杨河清教授也曾表示，中国工业目前以制造业为中心，制造业增加值一直占GDP的40%以上，财政收入的一半来自制造业，将近一半的城市人口的就业机会是由制造业提供的。而中国已经出现高级技工人才危机，供求严重失衡。必须加快中国高级技工人才的培养，否则将影响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出，“十五”期间，中国职工队伍的高级技能人才应占工人总数的20%，并且针对高级工只有5%、技师只占1%、高级技师只有0.1%的现状，正在实施一系列积极措施。彻底扭转目前技术工人教育培训“断流”和高级技师“断层”的局面，是确保“中国制造”真正拿世界“金牌”的重要条件。
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术工人缘何青黄不接？私企老板丁伟说：“现在工人的社会地位和待遇，根本没法与政府官员和管理人员比。同样从学校毕业，技校生从初级技工到高级技工，往往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整整一辈子。就算是磨成了高级技工，工资、福利、住房等方面的待遇往往还不如职位最低的管理人员。”
20世纪90年代中国火箭发射的几次失败，主要原因不是设计问题，而是发动机的焊接点在上天后经受不住高压开了缝。后来，正是由于年轻的工人技师运用自己的技能，解决了焊接难题，才保证火箭成功上天。基地专家学者们感言：“科学家设计得再好，工人的制造跟不上，设计则只能是个梦！”他们发挥了“天才”的作用。可是，在社会传统价值观来看，他们还只是工人。
“不管是高级技工还是普通的工人，在工厂中一样都要到一线的车间劳动，一样是颐指气使的对象，其身份远远不如车间的办公室人员高。”北京某厂一位“高级技工”在接受采访时有几分无奈的说到。
据报道，在哈尔滨，高级技工在普通国企里月工资仅四五百元。如果到私企，则可以挣到一千多元。长期忽视技术工人的切身利益，无疑就挫伤了许多工人自我提升、学习技术的积极性。他们想方设法调到私人企业，或转行从事其他职业。
“高级技工”主要来源——技校生与大学生在各种有形无形的社会“地位”和“权利”方面，仍存在着明显落差，如招收公务员通常要求起码“大专以上文凭”；很多城市的落户标准，最重要的一条往往就是“本科毕业”以上……这些门槛往往将技校毕业生拒之门外。此外，技工的专业对口性往往很强，如果专业不对口，或者所学专业知识没有及时更新，就有下岗之虞。
对高级技工价值的忽视，直接导致高级技术工人的青黄不接。另外，部分企业转制后自主培训意识淡化，即使招人也挑“立等可用”的，而不想花工夫去培养。不少企业的职工培训经费还屡屡被挪为他用，有些个私企业在这方面甚至“一毛不拔”，设备更新后，如果原有技术工人技术跟不上，就马上让其走人。
曾湘泉认为，把员工分为干部、工人，说明传统的劳动人事管理制度存在着重大缺陷。这种人力资源管理的方法，是从品位分类演化而来，它导致了一种错误的人才观。员工被分为高级技工、白领，普通工人长期薪酬偏低，激励机制不健全，再加上受社会世俗观念的影响，等等，造成了技术工人队伍出现断层，技能型人才十分匮乏，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术工人储备严重不足。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2002贸易和发展报告》说，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甚至低于肯尼亚和津巴布韦，但一旦考虑到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偏重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中国，在出口方面的低工资优势就不太明显了。以1998年的数据为例，美国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47.8倍，但考虑到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是中国的1.3倍。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资格鉴定中心主任陈宇认为，“让技术工人成为高薪收入的主体”不应该是奢望。他说，在意大利，一个鞋楦师的月薪可以达到1万美元，而一个教授或者工程师的月薪至多两三万美元；在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里，掌握着高技术技能的人才，已经进入高薪收入的主体。
现在制造业发达国家，许多博士、硕士被统称为worker；而在中国，工人，则是一个特定的身份标签。
有媒体称，在有着较长历史的国有企业里成长起来的部分技术工人们逐步流向了薪水丰厚的非公经济当中，这种现象在浙江的宁波、温州一带非常明显，有很多操着外省口音的技术工人都是私营老板们从各地的国有企业当中招聘来的。从国家整体上来看，这当然算不上是什么坏事，但是对于那些培养了这些技术工人的国有企业来说多少有些不公平。然而最可惜的是，那些从国企中下岗的高级技术工人，仅是因为缺乏市场信息，或是不敢到外地去闯一闯而闲置在家。
专家认为，由于工业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传统的车钳铣刨技术如今没了用武之地。计划经济之下的国有企业逐渐走入困境，使得中国企业职工当中的优秀技能人才呈现萎缩状态。另外，中等职业教育不断下滑的另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其没能很好地面向市场、利用市场。据报道，现在许多职校门庭冷落，甚至关门大吉。仅武汉的38所技校，就有10所关停并转，其他20多所也举步维艰。
《中国经济周刊》也调查发现，中、高级技工总体缺乏的情况表明，中国职业教育对市场需求的反应较为缓慢，专业设置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
许多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看好中国市场，也看到中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廉并具有一定素质的优势，将部分制造业向中国转移。要适应国内外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必须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的高素质的技术工人队伍。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曙光研究员指出，过分强调学历教育和对专业性职业教育投入资本的不足是导致中国技术工人水平低、后备资源不足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才科学研究院院长王通讯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引起人才短缺，是源于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我们不太注意这个企业的人才投资，那么存量调整就是我们现有的结构调整问题，除了存量问题，还有增量问题，增量就是大学专业怎么设置，那么这些人需要多少，需要规划需要方案。”
中国社会既存在着人口资源丰富和人才资源缺乏间的矛盾，又存在着人才资源结构性的矛盾。据统计，中国从1990年到1999年新增劳动力总数约为1.89亿，其中大专以上技术人才仅占3.5%，中专、技校、职业高中毕业生大约占14.5%。接受过初中教育的只占46%。大约有36%的新生劳动力还达不到初级技师所要求的文化程度。越是高素质的人才越是匮乏。在全球47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合格工程师、信息技术熟练工人和熟练劳动力的易获得性，分别排在倒数第一、二、四名。
发达国家的企业人才结构是“橄榄型”的，即低层次劳动力和高层次人才占两小头，中高级技术工人占大部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张斌处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的劳动力人才结构是典型的金字塔形，最大最底层的部分是非技术人才，在技术人才中，初级工大约占45%，再之后是中级工，也有40%多，最后才是那很少一部分的高级工。可是我们从国际劳工组织那里得到的资料可以看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基本上是一个鼓形的结构，初级工只占15%左右，中级工占50%，高级工占35%。有些国家高级工可以达到40%以上。”
按照权威部门的推算，今后几年国企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将会增长25%，达到7500万人。如果联系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这个背景的话，技师和高级技师的人数应当翻一番。
王通讯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1982年，国务院有一个文件，对于专门人才来讲，有两条界定，一条就是中专以上学历，另外一条就是技术员以上职称，这两条就是人才定义，实际上人才不能这么界定。就是说学历、职称，乃至于他的资力，这不能作为一个人才的标准来看待，它是外在标志，不是本质的，什么叫本质的标志？王通讯认为有三条，第一条，就是具有一定的知识和能力，第二条，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第三条，能够在三个文明建设中，就是说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能够做出贡献。这种人才观可以叫做大人才观、新人才观。
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沈荣华强调，中国必须重建人才标准。因为实践证明，人才的标准不应再单纯地以学历、职称为依据。“博士里面有庸才，工人里面有人才”。沈荣华说，1982年首次提出的人才标准有其必然的历史背景，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发展，这一人才标准已逐渐显露出不够完善的地方。
中国应该如何构建新的人才标准？沈荣华强调，关键是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把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选人才。现在欧美各国企业商界招聘选人，几乎没有学历要求，这也许与那里教育发达有关。
有人研究了美国《华尔街日报》招聘广告后发现：除2%要求硕士、4%要求学士外，其余一概不提学历要求。这与中国企事业单位招聘动辄提出本科、研究生学历，也不问所聘工作岗位是否需要，都要外语条件，形成鲜明对比。
沈荣华认为，要加紧建立新的人才评价体系。这个体系必须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以学历职称界定人才的局限，体现市场经济体制下以能力为主导的人才标准。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官员指出，长期以来，高级技工在社会的人才评价体系中并不属“人才”之列，他们与干部、管理人才在身份、地位、收入和福利待遇等方面也可谓天差地别。这种畸形的“人才观”直接导致了“高级技工”后继无人。
据报道，一名高级钳工技师，累计为企业设计制造了40多项工装卡具，可企业给他的惟一奖赏就是调到技术室，不用在班组每天从事体力劳动。然而，工程师们享受的书报费、职务津贴、奖金系数，他一点也沾不上边，只因为他不是干部和高级工程师。
这样的事例，在国有大型企业屡见不鲜。技术工人在制造业的作用谁来肯定？他们的劳动价值谁来衡量？他们的社会声誉与地位谁给提高？他们的切身利益谁给保障？他们的待遇谁给改善？
专家也建议，要进行工资、职称改革。眼下大学生与中专或技校生进企业后工资待遇差距明显，同样的岗位、工种，大学生每月起码高出几百元，这种延续多年的以学历定薪的最大弊端就是“刺激”高学历者产生自尊自豪感，低学历者滋生自卑自贱感，实不足取。公平合理的做法应当是以岗定薪，以能力定工资，以贡献定报酬，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才有助于消除低学历者的自卑感，激励一线员工埋头学技术、做贡献。至于以学历定职称更是不妥。因为企业更需要注重发挥员工的工作技能和动手能力，所以，企业职称评定需要向低学历但技术能力强的一线工人开“绿灯”。
其次，大学教育的课程设置需要改革。不要片面地认为高等教育就是培养顶尖和高级管理人才，大学教育要进一步强化学生动手能力的训练。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向“平民化、大众化发展，大学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有的大学生找不到理想工作，宁愿呆在家里靠父母养着也不愿进工厂当技术工人。这除了思想观念外，很重要的原因是动手能力差。如今技工大量缺失，而大学生却出现相对过剩，让市场去自由调节大学生就业，使一些动手能力强的大学生将来有可能去做技术工人。
另外，要打破工人成才成名成家的桎梏和壁垒，给予那些有突出贡献的技工应有的社会地位。比如一些企业开展首席工人评选，有的以工人劳模命名学校、班组、生产流水线等做法，就很有意义，对于激励一线员工的自豪感、荣誉感，大有裨益。心理学认为，人一旦认定自己从事的工作有得到公众认同的价值，他(她)就会全身心的投入。
如此，我们还愁没人开机床？
陈宇指出，在技术工人的培养上，要走国际化的道路。在技能工人之间，建立全球性的联系和交流，这样才能真正确保中国技能人才的水准。他同时建议，技术培养应该完善等级制，有关部门应该寻求建立国际公认的标准和等级，这相当于一种广泛的资格认证，要能得到国际范围的认可。
目前，许多省市已经认识到了高级技工稀缺对制造业等的制约作用，并不断出台新政策，比如一些地区已对高级技工施行年薪制、高级技工享受政府津贴等等。
北京零点调查集团董事长、社会学博士袁岳则认为，中国可从高等教育方面入手解决危机。中国的教育部门应当考虑让更多的学院甚至大学承担起职业培训的任务，从而在较短的时间里，把中国变成一个培训职业人才和现代产业工人的强国。他指出，中国要以现代化的“世界工厂”立足，需求量最大的主要还是大、中专层面的专业技术人员，比如大量的车间主任和熟练工人。技术文盲已不再适应新经济时代的工人岗位，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者，我们需要大批懂现代技术工艺的高级技工。
教育部日前启动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紧缺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计划：在最近的几年之内培养数以几十万、数以几百万的合格的技能型人才进入社会。
教育部部长周济日前表示，现在社会上对于一些技能人才，特别是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这是一件好事，一方面反映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快，特别是制造业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制造强国，所以社会的需求对我们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一件大好事。第二，现阶段技能型人才的缺乏不仅仅是教育的责任，还跟我们的劳动制度有很大的关系。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认为：“高等教育的结构要调整，要调整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这是第一。那么在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也要发展包括培养高级技工在内的技工学校。”
汤敏建议中等职业教育学校首先要调整招生方向，把招生的重点放到农村青年上，把眼光盯住在未来10年陆续进城的1亿农村青年劳动力上。与此同时，加快中等职业教育产业化进程以及中等职业教育从教学方式到教学内容的改革。
陈宇曾经做过一个非常动人的演讲叫《我的新世纪之梦》。他说：我的梦很简单很世俗，那就是，在21世纪我的祖国成为世界技能强国。我心中也有一支自己的梦之队。那就是，在5年、10年、15年或者20年之后，中国将拥有一支世界上最杰出、最优秀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大军。我们要有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的汽车、火箭、住房的抽水马桶的生产人员，我们要有世界上服务质量最好的客房、餐厅、美容美发和家政的服务人员……
的确，我们可以引进资金，引进设备，引进高级管理人员，但惟有成千上万的工人是不可能完全依靠引进的。加快启动高技能人才培训工程，尽快培养一大批既懂现代技术又会操作技能的技术人才，已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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