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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记者就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专访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顾海英教授。顾海英认为，根据上海郊区农民收入的实际状况，增加郊区农民收入的出路在于农业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数据表明，上海郊区农户家庭经济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家庭经营的纯收入逐年减少，从1997年-2002年间，分别减少了52元、93元、349元、344元、311元、504元；相比之下，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却从1997年的73%增加到83%。
顾海英告诉记者，一方面，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土地资源的约束不断加剧，即使不考虑农业生产成本相对较高，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生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人地关系的紧张，使郊区面临着严峻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另一方面，上海农业生产的高成本必然会使农民经营农业难以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进而影响整体农民的收入。据统计，“九五”期间，郊区农业劳动力增加了128万人，年均增加25.6万人，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社会平均的1/3。这就是农民单靠农业难以保持收入增长的根源所在。
从理论上讲，在一个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经济中，部分劳动力的移出，无疑会有助于移出地劳动者收入的增长。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力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就能增加一个百分点；每增加一个非农就业，农民纯收入就可增加6000-10000元，相当于30个农民增收4%-5%。因此，加快郊区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增加经营农业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必然要求。
在采访中，顾海英指出，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市民化、城乡一体化始终是郊区农村发展的战略，这为郊区农业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创造了条件、开辟了渠道。因此，她建议依靠一、二、三产业的发展，全方位开拓就业门路，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具体来说，上海城市的就业状况决定了郊区不可能一下子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必须通过农村城市化，立足郊区内部，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来拓展就业空间。其中，乡镇企业仍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载体；推进各种各样的非正规就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是郊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而调整农业结构，延长农业产业链也能增加就业机会，使更多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转移。本报记者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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