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新育
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频频陷入货币／金融危机而蒙受重创，原因确实在于西方诱导他们过快推行了金融自由化，但接受资本自由化福音却是新兴市场相当多数国民自主作出的决策，从而造成了“集体行动的谬误”，而这种谬误也正频现于我们身边。
“集体行动的谬误”导致20世纪90年代的新兴市场金融危机
后世的经济学者们倘若回顾20世纪90年代，也许会称之为“金融危机的十年”。不错，新兴市场货币／金融危机频现确实是这十年的重要特征。20世纪70年代初因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而被视为货币／金融危机高发期，90年代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巴里·艾森格林（BarryEichengreen）和迈克尔·博多（MichaelBordo）在2001年完成的一项研究，现在随机挑出的一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比1973年大1倍。世界银行1998／1999年《全球经济展望》（GlobalEconomicProspects）报告选择了21个在1976－1996年间经历了连续两年以上较多资本内流的国家，他们总共出现了20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或者双重危机，还有1次濒临危机。
此后，新兴市场又先后爆发了1998年俄罗斯危机、1999年巴西雷亚尔危机、2001年土耳其危机和2002年从阿根廷席卷几乎整个拉美的危机，致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援金额一度创造了该组织的历史纪录。货币／金融危机不仅令当事国重创，而且波及全球，仅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就导致1998年世界GDP增长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全球失业人数增加1000万。
面对货币／金融危机的严峻现实，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8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过于迅速的金融自由化，特别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导致其在国际游资的投机性攻击面前门户大开，手足无措，因而是货币／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以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为标志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遭到了强烈质疑。
但问题的关键是“华盛顿共识”为什么能够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一度畅通无阻。须知，除了少数独裁政权之外，任何独立主权国家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都必须拥有相当的国内社会基础，至少要符合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而不仅仅反映一小撮寡头的利益，否则即使勉强推行，也必定难以持续。“华盛顿共识”能够在新兴市场经济体风靡一时，表明其政策取向至少在一定时期内与社会相当多数成员的某些利益相契合。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华盛顿共识”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包括国内金融自由化和跨境资本流动自由化两个方面）在两个方面符合新兴市场相当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与心态，从而赢得了颇为广泛的国内政治基础：
首先，西尔维娅·马克斯菲尔德（SylviaMaxfield）和杰夫·弗里登（JeffFrieden）在分析拉丁美洲经济时指出，这些国家国内存在两种利益集团，即流动资产（如美国债券和股票）持有者和非流动资产（如本国房地产、工厂等固定资本资产）持有者。前者为了保证资产流动性而将本币价值稳定、本币与美元之间的自由兑换视为至高无上的目标；后者更重视有保障的国内市场以及出口竞争力，倾向于国家干预色彩较为浓郁乃至彻底的保护主义经济战略，为此可以牺牲前者重视的本币价值稳定、本币与美元之间自由兑换目标，国家政策通常就是这两类利益集团较量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深入，昔日局限于少数巨富的流动资产持有者队伍迅速扩大到了大批中产阶级、乃至普通工薪阶层，尽管后者的持有额与前者相差悬殊。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大量发行以外币（主要是美元）标价的债券，1997－2001年，拉丁美洲四大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公共部门发行的国际债券总额便高达1091.3亿美元，同时社会保障制度从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转向基金制（fundingscheme），大部分国民由此都成为养老基金股东。为了保证投资收益免受汇率风险，也由于自认为比外国投资者更了解本国的经济基本面和信用情况，这些国家的养老基金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者成为上述金融工具的主要持有者。国内投资者对个别债券的持有比例甚至更高。1999年2月阿根廷出售10亿美元20年期全球债券，在7个月内，国内养老基金持有量便超过70％。这种变化使得大部分国民与传统的流动资产持有者在本币价值稳定、本币与美元之间自由兑换等问题上出现了利益重叠，从而强化了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国内政治基础。在经济“美元化”程度已经相当深的国家，大部分公私债务均以美元标价，金融自由化等政策与大部分国民利益的联系更加紧密。
其次，即使在8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严厉资本管制时，纸面上的严厉资本管制措施也没有真正约束住富有的流动资产集团，大规模资本外逃始终困扰着发展中国家。原花旗银行主席沃尔特·瑞斯顿曾经说：“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外汇管制措施，在巴西和阿根廷长大的人都能找到规避办法。”
基于上述亮点，在新兴市场的大众们看来，既然资本管制只能约束平民而无法制约权贵阶层，那么一视同仁实施资本自由化至少有利于社会公平。正是在这种心态下，当“芝加哥弟子”们推行资本自由化政策时，来自民间的反对即使存在，也是软弱无力的。
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频频陷入货币／金融危机而蒙受重创，原因确实在于西方诱导他们过快推行了金融自由化，特别是跨境资本流动自由化，但接受资本自由化福音却是新兴市场相当多数国民在上述机制下自主作出的决策。作为单个个人，这些新兴市场国民的决策无疑是理性的，其后果却是可悲的，所谓“集体行动的谬误”，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警惕中国经济生活中“集体行动的谬误”
其实，上述“集体行动的谬误”并不局限于金融领域，也决不仅仅出现在拉丁美洲国家，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样能够找到许多类似案例，无论是走火入魔的开发区热，还是出口企业的低价竞销痼疾，或是投资过热、产业结构低水平趋同，都属于“集体行动的谬误”。
截至2003年末，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已经连续11年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1996年以来历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未低于400亿美元，2003年尽管遭受了非典冲击，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高达535.1亿美元，2002年还曾经高居世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第一大国地位，不少地方自豪地称本地是全世界跨国公司趋之若鹜的“投资热土”。毋庸置疑，持续的大规模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无论是对我国出口的快速增长，还是对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都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各地干劲十足的招商官员们对此贡献良多。然而，在日趋白热化的各地招商引资竞争中，许多地方陷入片面的优惠政策竞赛，其招商引资工作实际上已经落入“集体行动谬误”的陷阱。
我国各地对外资的优惠通常包括低税率、低廉的土地和基础服务价格、放宽审批限制、借用外债免审批，等等，这些待遇通常超过对内资的待遇，甚至对外商违反劳动法的行为也相当“宽容”。中国三资企业所得税率上限为33％，而中资企业所得税率直到1993年才从55％降到33％。1990年代原国家计委规定钢铁工业2亿元以上的投资项目必须通过计委审批，但合资项目必须提交审批的投资额下限则为3000万美元（按照当时的官方汇率约合2.47亿元人民币），某些特定合资项目可放宽到5000万美元（约合4.24亿元人民币）。无需否认，假如其它地区不向外资提供优惠政策，仅有的一个向外资提供优惠政策的地区必定能够以相对合理的条件吸引来更多的外资，从而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就好比在体育场看台上，当别人都坐着的时候，唯一站起来的人肯定能够看得比较清楚。问题是，当一个人站起来之后，有什么能够阻止别人为了不被挡住视线而同样站起来？结果必然是大家都比坐着的时候累，但谁也不能比坐着的时候看得更清楚。
正因为如此，在一些地区“招商引资”数字的背后是失地农民的流离失所；是外资企业税收的大规模流失；是越来越多的内资为了获得外资的待遇而外流然后回流，我们这个出现了巨额相对过剩资本的国家资本外逃和利用外资账面统计数据同步猛增，整个国家的利益则在这个过程中受损……上海海关2月1日发布统计，该市松江出口加工区2003年生产出口近1000万台笔记本电脑，占全球此类商品总产量的27％，出口总额达38.6亿美元。也许，有关部门发布这条新闻是把它当作喜讯，可我从上述数字中读出的却是悲哀。38.6亿美元出口总额除以1000万台，意味着平均每台笔记本电脑出口价格不过386美元，按照1美元兑换人民币8.27元折算，合人民币3192.22元。我不知在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众多电脑城里，可有谁见识过不到3200元的笔记本电脑？
“集体行动的谬误”在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已经屡见不鲜，却是痼疾难除。之所以如此，往往是因为涉及政治、经济精英分子的局部利益，正如拉丁美洲普通公众之所以支持彻底取消资本管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本管制不能约束豪门权贵一样。那么，需要思索的是，要让我们脱离这一陷阱，关键究竟在哪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