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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学斤
1926年，定州市还叫定县。
这里多数农民，天冷时候，以山药面为主粮，约占一半，小麦次之，再次是豆类、高粱、荞麦和棒子面。蔬菜主要是白菜，还有就是萝卜干之类了。天暖，主要吃小米和山药干
，菜有葱蒜、北瓜和豆角等。一家每月不过用1毛钱的香油，除端阳、中秋和过年，全年几乎见不到肉。苦人家，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不过一块五毛钱。没有消遣，除了过年可以听秧歌看大戏外，平时只有逛庙会和赶集，冬天只能蹲在墙角屋檐晒太阳。
这就是晏阳初初到时所见的吸引他的定县人的日常生活。以晏阳初为干事长的平教会之所以最终把实验区选在定县，是因为定县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比较安定的农村社会，农民生活、乡村组织、农业情形颇能代表华北一般的农业区域。
“我们的基本实验工作就是四大教育，这四大教育就产生在定县，定县的实验室产生了四大教育。”晏阳初领导的定县实验吸引了许多人。1926年到1936年10年间，每年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形成定县参观热，参观者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有乡村工作同道，也有学者、专家、记者和军政各界人士，有语言学家赵元任，红学家俞平伯、也有少帅张学良……“定县的科学文化普及工作是惊人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说。
1990年6月，美国、法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来到定州，参观晏阳初的故居和工作地。生前，晏阳初说，今日的定县已成为世界上大家都知道的最宝贵的实验区，非洲、南美洲、亚洲来的领袖都知道定县，定县是我们的根据地、大本营、实验中心、成功的中心……定县已经对世界有了很大的贡献。
博士下乡
今天这仍是一个被人们时不时挂在嘴边的词。但77年前，晏阳初等一大批人，已经在当时的定县，亲身实践了。
1929年，晏阳初举家搬到定县，穿粗布大褂，住农民的漏雨房，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我们从北京连家属一同去，与农民一同吃苦，吃穿住一样，才逐渐成了农民的朋友、亲人。”
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区每年在职人员大约120人，除了晏阳初本人，还有担任过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的陈筑山、创办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并担任校长的郑锦，留美的谢扶雅、瞿菊农、冯锐、熊佛西、李景汉、汤茂如、霍六丁，留日的陈筑山、张天放，留德的黎季纯和留法的孙伏园等海外归来的博士、硕士，也放弃都市优越的工作条件与舒适的生活环境，携妻将雏，举家迁入偏僻艰苦的定县。有专家称道，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与“坐而论道”等传统观念的超越。
晏阳初说，为什么我们要深入民间？为什么不在大城市当校长做官？我们这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学经济的、学教育的、学政治的、学农业的、学卫生的……不愿留在大城市，要到人民群众生活中去找一条生路，这种做法是革命的空前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是没有的。
“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晏阳初这样注解走进民间的真实意图：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求知道。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
“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向平民学习。他们受了千辛万苦，他自己有一种不朽的经验，他们受过的苦楚，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要很好地向他们学习，民间流行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触景而行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气派多大！这些话很能代表一般乡民的精神状态。”
三级卫生保健制度
当年在定县，晏阳初了解到，该县没有一所合格医院，220个村庄没有任何医药，252个村庄只有当地中医自制自售的土产药材，全县3%的人由于缺乏医药而死亡。他们还调查到，每家每年医药费平均1.5元，一个6口之家，平均每人大约只有3毛的医药费。
晏阳初开始动员一些志同道合的医疗专家参加他的实验。“……中国医院毕业生原就不多，又都只愿留在城市赚钱，从不顾及几万万乡村人民没有医疗照顾，如果你要想在中国实行公共卫生，应该为全国80%人民服务，这才是适合国情的公共卫生，如果全国80%人民无法接近公共卫生科学，中国怎能成为一健康的国家？”晏阳初对哈佛大学留学生陈志潜说。
根据保健重于治疗的观点，陈志潜在定县首创并实行了村、区、县三级保健制度。他们先是组织学员到各村展览、演讲、放电影，作预防与诊疗示范，通过卫生宣传引起农民注意与兴趣，比如针对当地肠胃病与传染病流行的主因，他们指导居民改善饮用水质，增加井盖与围圈，适时消毒灭菌，减少病源。从平民学校毕业生中选出男女各1人，经过训练，分别担任各村诊所的护士与公共卫生护士，训练公立师范学生与平民学校学生为同学和村民种痘，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产婆，训练旧式产婆洗洁手、剪短指甲，改善妇婴卫生。
县城内新建的保健院有内、外科和妇产科，也有病房。各个区有保健所，所里有医生，可以治疗一般疾病。各村有保健员，每个保健员有保健箱一个，内储红药水、阿司匹林等常用药和救急药，伤风、咳嗽之类的小病，保健员可以治好；较大的病，就送保健所诊治。保健所治不了的重病，就送城内保健院。这一整套县、区、村的保健医疗制度，在当时颇有意义。
成为晏阳初在定县进行卫生教育和推行乡村保健卫生制度的负责人的陈志潜，为我们生动地记录下了下乡所见：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乡村人看城市人好像看外国人一样。特别对政府有关系的城市人，乡村人真怕极了！在乡村人看起来，政府人下乡，不是收税就是传票，“民众心理的状态如此，我们去介绍种种科学方法，介绍那样新奇的节制生育，真是毫无门径。但是村庄是农民组织最大的单位，知识一天不进村庄，一天说不上到了民间。”
陈志潜和同事们利用推广科学医疗器械，传达着一切增进健康的消息，比如节育知识，亦在其中。村保健员训练课里有节育课，区保健所里有访导员试验，县保健院有节育用品的配制与负责指导的人员，通过这样的传达途径接近妇女，劝告节育的方法。
据此种种，有人认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晏阳初担纲的“中国农村复兴中美联合委员会”在四川推行加强农村卫生机构计划，在台湾进行建立自来水源与防治疟疾、血吸虫病，训练县乡两级公共卫生人员等工作，都是定县实验的延续和推广，“晏阳初实际上摸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覆盖全国城乡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办法。”
科技下乡
在定县实验中，晏阳初和他的同事们已经注意到科技在改变农村生计问题中的作用，并围绕于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比如，当年定县的猪种生长慢，养一年，也只产六七十斤肉；养的鸡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杂交退化，生长缓慢，而且每年只下五六十个蛋。为此农民每年受到的损失不下百万。
针对这种状况，平教会从燕京大学引进纯种波支猪，与本地母猪交配。杂交猪和本地猪比较，产肉量增加30多斤，生长也快。他们还劝导农民砌猪圈，用科学方法配成猪饲料喂养。这种杂交后的猪种在全县得以推广，命名为定县猪。定县猪带给了农民丰厚的实惠，以1933年为例，定县有肥猪91200头，小猪72200多头，以全年每头猪增加3.7元，全县就增加收入40万元，平均每人每年多收入1元。到1982年，定县猪进行到了第三世代，瘦肉率高达51.7%，成为河北省重点科研项目。
平教会同样做了鸡种改良工作：引入美国来杭鸡，与本地鸡杂交，新品种鸡一年可下160多个蛋。
农学博士冯锐把科学技术化作浅显的道理，他告诉农民们说：如果自然对我们不好，我们都要想法子对付他。像种田的有好种子，可种不一定都好，所以人要想法子改良它，如果不选择，这种一定日坏一日。不用心选种，无论哪一种农业，一定都要失败。
相关资料
九大信条
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二、深入民间，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协助平民解决问题；
三、与平民打成一片；
四、向平民学习；
五、与平民共同商讨乡建工作；
六、不持成见，当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七、不迁就社会，应改造社会；
八、乡建是方法，发扬平民潜伏力使他们能自力更生是目的；
九、言必行，行必果。
四大教育
晏阳初针对中国“愚、穷、弱、私”四大问题而提出四大教育，指识字(文艺、文化)教育、生计(生产)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
众人评说
蒋廷黻(学者)：平教会的实在贡献在把科学和农村联合起来了！科学———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好比一个泉源，平教会开了沟渠，接上管子，把泉源的水引到民间去了。
斯诺(美国记者，1933年)：晏阳初领导的运动一旦成为革命的强大命运，势必超过中国军人多年来打来打去的放荡行为。
赛珍珠(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是一个宏伟而永恒的事业，这个事业的无比正确和晏阳初及其同事制定的实用的计划的确令人信服。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一个已经成熟的思想观念那样有力量，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热情和决心向前迈进。
布什(美国总统，1989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价值的人。
吴相湘(学者)：定县实验的进行，是国内第一流人才、创制第一等计划，做出来的第一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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