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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产权不清晰、产权不明确的情况下，很难做到对产权严格保护，使产权流转顺畅，产权交易市场上主体明确。这样就不可能构建现代企业制度，不能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
股份制是企业制度上的一场巨大革命，它完全改变了过去的私人企业制度，出现了一种企业所有制，使整个经济关系社会化，它表现在资本社会化、风险社会化、决策社会化、
经营管理者社会化、产权社会化。
何伟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这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什么是产权，《决定》指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种财产权。”简单讲，所谓产权就是财产权，也就是财产所有权，将财产所有权制度化、抽象化即为所有制，而所有制的内容是由产权关系决定的。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从正面讲是对企业的产权定位，从反面来讲，就是对原来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改革原来的所有制关系。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对非公有经济有意义，但主要是国有企业，改革国家管理国有经济的体制，应该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接的关键所在。
改革深入到这一层面，经历了多年的探索。长期以来，国有产权改革几乎未被触及，改革的对象只能是企业，这样就出台了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从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可以说十八般武艺都用尽，但企业改革成效仍不显著，追其原因是改革对象错了位，不改产权只改企业的管理制度，企业仍然是一个无有产权者，照旧禁锢于旧的产权之内，什么“制”都不起作用。我们对企业改来改去，用了20多年的时间，花费了昂贵的学费，又回到产权上来，追其原因没有经验是一条，但主要原因是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想绕过产权对企业进行改革，却是事倍功半。
当然，也不能说国家对产权的改革无动于衷，一点举措也没有。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局，想将国有资产统一管起来。但因一些主管国有企业的部门存在，谁也不愿将自己管辖的企业交出来，使国资局成为一个无有国有资产的空局，政令不通，最后不得不撤销。上届政府对政府机构进行了大手术，撤销了主管企业的部门，拆了庙使一些神仙无有牌位，企业就没有隶属的主管单位，应该说是产权制度上一次大改革。但是这次改革并未到位，财政部、国家计委、经贸委、国企工委、劳保部等“五龙治水”的局面仍然存在，它们既是企业的老板又是婆婆，出资人不明确，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不清晰，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分离，行政管理和产权管理不分，企业还是受制于这些部门。党的十六大对这种管理体制提出了重大改革，随后成立了专门监管国有资产的国资委，履行出资人的职责，使权责利相统一，形成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中央和地方的两级管理体制。明确国资委只当老板不当婆婆，真正做到政企分开，使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企业具有自主经营的权利，实现自负盈亏。这是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第二次大的改革。
这两次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些改革都是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出发点，虽然这些改革与产权制度的改革有着直接关系，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出产权制度的改革。在一个产权不清晰、产权不明确的情况下，很难做到对产权严格保护，使产权流转顺畅，产权交易市场上主体明确。这样就不可能构建现代企业制度，不能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因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作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一项重要任务，把它看做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在要求。这样就将国有企业改革的注意力集中到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上来，就抓住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使国家管理体制改革有了遵循，使“破”与“立”有了依据。
既然产权制度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就是对原来的所有制的一种改革，这就需要确定所有制的主体，落实所有者是谁。目前我国的国有经济有不同的所有者。党的十六大明确规定，“在坚持国家所有制的前提下，……。”这就表明，国家首先是国有经济的所有者。同时国务院又授权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维护所有者权益”。这样国资委就成为第二个所有者。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也应是财产权的所有者。尤其是在股份制的条件下，股东只有股权，而无有财产权，股份公司应该是企业资产的所有者，其法人是资产的代表者，这样股份制企业就是第三个所有者。
当产权具有三个主体时，其中国家与国资委可以说本来就是一家，现在已授权国资委监管一切，这一关系还好处理。而国资委与企业就不同了，如果产权界定不清，定位不准，就会出现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
为了确定产权的主体，首先，应将产权与所有制区分开。所有制是一个经济学的范畴，是一个抽象概念，它的内容是随着现实经济生活的产权制度变化而变化，股份制是现代产权制度的一种新的所有制形式，它将所有制分解为不同所有者的一种财产关系，不是一种单一所有者。
其次，所有制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开始所有制表现为对土地和奴隶的占有，基本上是物质产权的归属关系。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就使产权表现为对资本、即对价值占有的所有权。以后出现借贷资本和信用制度，就使资本价值所有权与资本价值使用权相分离，或者像马克思所讲的经济上所有权与法律所有权相分离。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特别是股份制的出现，使股权和产权相分离，股权成为一种虚拟资本，股东并不握有股份公司的财产权，它是一种不同于一般所有制的一种新型产权关系，或者称为现在产权制度，也就是企业财产所有制。这种产权制度包括企业的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等财产权归企业所有，股东无支配权。这样产权制度所形成的企业所有制与原来所讲的所有制有很大不同，资本的投资者只握有股权，不握有公司的产权，任何一个股东都不是公司财产权的所有者，只有公司的法人才是产权的代表者，履行所有者的职能。从这里可以看出，所有制是随着经济发展其内容在不断变化，从物权变为资本权，从资本权变为股权，从私人所有变为企业所有。这就决定了在股份制的条件下，不能以原来所有制的概念来执行所有者的职能，否则就会越位、错位。
所有制发生这样重大变化是由于股份制引起的，股份制是企业制度上的一场巨大革命，它完全改变了过去的私人企业制度，出现了一种企业所有制，使整个经济关系社会化，它表现在资本社会化、风险社会化、决策社会化、经营管理者社会化、产权社会化。资本社会化改变了过去一人或一个家族集团投资的格局，突破了单个资本集资的局限性，在转瞬之间能集中大量资本，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社会化是股权公众化，一些国家为了防止股权过量集中，形成垄断控制，对公司的控股有限制，使其不能达到控股的额度。资本股份化就把投资人拒之公司大门之外，再不能以投资人的身份来控制企业。风险社会化是股份公司不承担投资人的风险，它的风险由社会承担，公司只承担有限责任。股份公司所募集的股本除了清算之外是不用归还的，不存在还债问题，企业可以无后顾之忧的使用这些资本。决策社会化是指股份公司的经营决策，不是出资人一个人说了算，而是由董事会民主决策，总经理来执行。董事会不仅有股东代表组成，还聘请代表社会利益的独立董事。德国法律规定在一定规模企业里，职工代表要占董事人数的二分之一。股东不仅用手投票，还用脚“投票”，来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这就改变了独资企业决策的独断专行，使决策民主化。经营管理者社会化是指股份公司的经营者从社会招聘，请有专长的人才来进行经营管理，就克服了出资人在经营上无能的缺陷，使资本和人才在社会范围内的优化组合。上一世纪80年代的经理革命，再一次把出资人以董事长或总经理身份拒之在公司大门之外，使其与企业经营管理完全脱离关系。这两次拒绝出资人进入公司，正如马克思所讲的，股份公司证明：“资产者本身是何等的多余无用，因为全部管理工作都由雇佣人员去做的”。股份公司不仅将资产者排斥在企业之外，还将一切出资人排斥在企业之外，使企业管理社会化。产权社会化是指股权公众化和股权流通化，众多的股票持有者，在市场交易中是瞬息万变，形成一种社会所有。股份制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的制约机制和均衡机制代替了出资人对公司的约束管理。公司的法人代表执行公司财产所有者的职能，但他本人并不是企业财产的所有者，而是公司制赋予他这种责任权力，随着人事变更，权力就会转移。总之股份公司的财产权不归任何私人所有，而归企业所有。而这种企业所有制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社会所有制的一种形式。股份制所形成的这种社会化是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是与知识经济时代相适应，这完全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已经淡化了所有制的私人属性，突出了经济组织的社会化属性，形成一种现代产权制度。
党的十六大所确定的“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主要是针对政府部门以所有者身份对企业进行多头管理，现在将它“相统一”、“相结合”为一个部门来管理，就能避免所有者缺位、错位、越位，有利于企业的自主经营。但是应考虑到我国要实行的是各种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今后大部分国有企业要变为股份制企业，产权如何界定，国资委如何面对股份制企业，就是一个新课题。股份制企业实行的是现代产权制度，国资委不是产权的所有者，就不能用管理国有企业的“相统一”、“相结合”的体制来管理股份公司，它只能按照公司章程行使其权利和义务，否则就会出现越位、错位。这里有一个国资委管理国有资产需要重新定位的问题。
（作者系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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