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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起，深圳35家市属国企的老总们开始拿年薪。近日，这些老总去年的年薪单终于向外界公布：35家实行年薪制的市属国企中，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老总拿到的年薪最高，为96万元；先科集团的老总仅拿到他的基本年薪10．8万元，为最低。
深圳35家市属国有企业推行年薪制一年多来，严格了企业业绩考核，规范了经营者的薪酬分配，把经营者收入与企业效益密切挂钩，大大促进了经营者为国家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我们认为，最高年薪和最低年薪两者的差距在8倍左右，拉开了薪酬的档次和差距，这充分体现了经营者年薪收入真正与企业效益紧密挂钩。
优秀的国有企业家在企业中的责任有目共睹，然而，长期以来他们的利益却难以得到体现。目前仍有许多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入平均水平仅仅是职工收入的2倍至3倍，这与他们承担的责任不对称。当前企业厂长、经理整体收入偏低的状况以及“穷庙富方丈”和“富庙穷方丈”现象如果不能从报酬制度上加以解决，企业家的积极性就不可能持久地发挥出来，不利于企业家这种稀缺资源的开发、培育和利用。
从这一点上看，深圳市在市属国有企业推行年薪制，无疑是值得借鉴的。因为，在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如何从制度上量化企业家的价值已迫在眉睫。现阶段我们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如何把这个制度具体地体现到企业经营管理者、科技人员和一般员工的报酬上去，形成科学合理和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每个企业都应认真求解。过去我们调动企业经营者、科技人员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比较重视和强调他们的思想品德和政治觉悟等的作用。这虽然很有必要并且应该继续坚持，但存在片面性。
就国有企业发展而言，建立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我们不能只要求企业领导要有奉献精神，更应该遵循客观市场经济规律，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科学管理体制和先进的激励机制。其中一点就是理直气壮地让创造了优秀业绩的企业家也能富起来，这才是真正落实了按劳分配原则。
因此，要通过建立科学的激励制约机制，像实行年薪制、持有股权、股票期权等激励机制，将会减少企业家腐败的几率。这就要求在建立给予企业负责人合理分配的机制外，还应建立一套制度约束机制、监督机制，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本报特约评论员沈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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