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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审计署的当头棒喝，使得671亿元的违规资金浮出水面。
2003年，国家审计署对360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时，查出违规资金671亿元。这一违规资金额度，接近于1999年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2174亿元)的三分之一，相当于1999年西藏(105亿元)、青海(238亿元)、宁夏(241亿元)三省国民生产总值之和还要多。
1月30日，全国审计工作在北京召开时，审计长李金华的重要讲话同时表明，对上述违规的部分领导干部，建议给予党政纪处分317人，移送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查处749人，现已受到降职撤职处分的267人。全国除个别省区外，都进行了县市长经济责任审计试点。堵截违规资金源头除了审计还要有制度
对于671亿元违规资金的由来，审计署并没有具体公布。对于媒体的追问，审计署也都予以婉拒。
早在2000至2001年，中央各部门、单位共审计领导干部22903人，查出违反财经法规金额201.57亿元，损失浪费金额38.59亿元，个人经济问题4153万元。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2002年审计署只是对12户中央管理的重要骨干企业领导人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发现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企业诚信意识不强，以及对企业领导人的业绩考核过多依赖于收入、利润等指标，导致企业做假账的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虚增利润的问题较为突出。审计还发现，由于内部控制薄弱，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衡，少数人借机肆意侵吞国有资产。
而到2003年，各级审计机关在对县以下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进行经济责任审计时，也进一步扩大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试点。而这样做的目的，是基于提出的效益审计。
正如李金华如说，现在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都很大，但是光有速度和规模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质量和效益，所以审计工作除了揭露一些违法违规问题，更多的要去审计效益问题，所以提出效益审计。
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审计力度的加大对于扼制和减少违规、违纪行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比如，1998年审计查出国务院部门违法违规问题金额164亿元，2001年下降到20亿元，下降了87%，部门本级重大违法违规问题明显减少。
“但是，不能完全靠审计来发现这些问题，要应该从源头上堵住。”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赵凯农认为，制度上的原因是权力过于集中，监督机制不完善、流于形式，很容易出现违规行为。
这种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在地方尤为明显。一位基层乡政府公务员向记者抱怨说，县委书记的一个指令可以改变整个县的计划或进行结构调整，甚至有时公然违背于上级的政策。
正如赵凯农分析的一样，地方的当权者出台规则时，缺少对他本人有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虽然按道理应该由上级主管，但天高皇帝远，这种监督显然没有太多效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曾指出，现在只讲行政官员的“政绩”，给他们太多的责任和权力，这样就容易产生权力的滥用。
有学者分析指出，虽然这671亿元违规资金不可能全部形成坏账，其中大部分是可收回的，但由于违规挪用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无法估算的，这种间接的损失就像是“覆水”而难收。经济责任审计发威违规官员落马
其实，从去年开始就被外界格外关注的国家审计署，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杜绝违规现象的发生。与此同时，各地方审计机关对于经济责任审计开始加大力度。
以重庆为例。2003年，重庆市各级审计机关对519名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进行了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其中，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4人，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496人，国有企业领导人员16人。审计查出违规金额29371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32938万元，损失浪费金额2699万元，个人经济问题90万元，经审计移送纪检监察机关8人，移送司法机关3人，移送纪检、司法部门其他涉案人员23人。
1月17日，中央五部委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召开会议时，审计署副审计长令狐安表示，经济责任审计的范围、重点应及时作出调整，对掌管财政资金分配权的重要部门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要与预算执行审计结合起来搞，每年注意积累经济责任审计资料；对没有掌管财政资金分配权且管理和使用的财政资金有严格制度约束的部门领导干部，可以根据需要来安排。
赵凯农进一步分析说，审计署的公开、透明，对于杜绝违规有着积极促进作用，但在目前的制度上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比如对领导干部审计出的问题如何明确责任、如何定性等，只有从根本的制度上予以健全、严格的法律保障，违规现象才会减少或杜绝。不能单靠审计署来发现问题，这只是监督的一种手段。
作者：本报记者周颖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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