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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中眨巴眨巴眼睛，叹了一口气。“春节的日子每天都有很多人来买烟，其中相当部分是外烟，而我这里却拿不到货。”
在他不到10平方米的小店里面，陈显得颇为无奈。每次来人询问外烟，他总是一脸苦笑。“虽然‘特零证’取消了，但是要从烟草公司拿货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点像凭票购物的年代”，刚刚攀上不惑之年的陈建中很自然把拿外烟之难和20年前的货物紧缺联想在一
起。
画饼
陈所说的“特零证”，全称是“特种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原先作为中国烟草专卖制度的一部分，只有涉外宾馆或者满足一定条件的零售商才能获得“特零证”，从而拥有经营国外卷烟的资格。而作为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承诺，从2004年开始所有的烟草零售商既可以经营国内的卷烟也可以销售国外卷烟。
不过，这正是陈建中困惑的来源：他并不能像预期的那样，从当地的烟草公司获得外烟，而烟草公司却是在国内惟一合法的烟草批发商。
“即便你有烟草销售的许可证，也不一定能够拿到烟”，上海市普陀区烟草糖酒有限公司的相关人员表示，同时他表示不知道原因。
事实上，自从“特零证”取消之后，事态的确如烟草行业事先想像的那样，很多零售商开始向当地的烟草公司采购外烟，走私品的量出现了回落。据杭州市烟草专卖局的统计，近期稽查中发现的走私烟的量下降了不少。
不过，有些事却出乎意料。事前很少有人预期外烟缺货。
外烟缺货的原因实际上很简单———在现行的烟草专卖制度下，正规市场上的外烟全部由中国烟草进出口集团统一进口，而近年来外烟的进口数量则保持在每年20万箱左右，占全国烟草消费量3400万箱的不到1%，而据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走私的外烟数量最高曾经达到过100万箱。
由此可见市场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短期内走私烟的下降源于市场各方的心理预期，而根据目前的状况，其数量的回升几乎是个可以预见的事实。
“从短期来看，‘特零证’的取消对烟草产业的每个环节都没有什么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此举有着重大的象征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杭州商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伍争荣副教授说。
风向
“特零证”的取消并没有涉及到烟草专卖制度的核心———批发环节的垄断，而这才是对市场面影响至深的环节。按照目前烟草产业的运行，零售商必须向当地的烟草公司进货，外烟更是这样，所以，“特零证”的取消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给外烟大开方便之门。
除非大幅增加外烟的进口，否则“正规渠道”外烟的供应量只能满足原先的一些零售商，走私外烟仍然充斥市场，而大幅进口则会与目前保护“民族烟草产业”的政策风向相矛盾。
是为两难。
不过，有分析认为这种政策的变化应当视为中国政府对于烟草产业于外资限制的风向标。至少在外资看来是这样。“外资是先造成‘既成事实’，然后逼迫政府让步。”有专家表示。
几年前英美烟草就在绵阳圈下了一块2000多亩的地，准备兴建一个烟厂，只是在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坚持下一直没有成功。而目前则有消息称，英美烟草又在和浙江的某大型企业谈判代理权事宜，消息中涉及的浙江企业旗下拥有一个上市公司，企业本身还从事进出口业务。而这显然不符合现行的烟草专卖法。
“外资烟草公司进入中国很可能采取先在政策、经济环境宽松的区域建立贸易投资基地，然后再向其他地方发展。其中在沿海建立贸易中心，在中西部成立生产基地，对于中西部来说渴望资本的进入很可能成为外资烟草的可乘之机。”在研究了外资烟草进入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各种方式之后，云南烟草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程永照预测了四种外烟进入中国的战略途径。
另外的三种方式是：在合作中竞争，生产销售本地化；以技术、特许权生产、零售方式进入，伺机持股烟草生产或流通企业；利用低价以及在广告方面的优势强攻市场。
而在2003年8月，德国帝国烟草公司与云南玉溪红塔集团签署了10年的生产和经营合同，帝国烟草在玉溪卷烟厂生产其“威斯”牌卷烟，并通过红塔集团的销售网络进行销售。基本上就是以外烟输出品牌的方式进入。
变局
外资烟草在尽力接近中国的市场。而最终产业的变局如何？外资烟草能否如愿？一切取决于“特零证”之后的政策变化。
“烟草的税收曾经一度占到国家整个税收的10%，而随着国内其他产业的发展，烟草税收所占的比例下降。”有专家分析。
作者：本报记者俞技峰上海杭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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