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搜狐狂涨背后之汪潮涌：以国际理念做中国的投资 中国世纪投资家：
汪潮涌
信中利投资集团公司（ChinaEquityGroupInc.）董事长与CEO1987－1990年，任职于美国大通银行纽约总部；1990－1993年，任职于标准普尔证券评级公司纽约结构融资部副主任；1993－1998年，就职于美国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任亚洲公司副总裁兼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1984年获华中理工大学管理工程学士学位，1984－1985在年清华大学管理学院攻读研究生课程，1985年赴美留学并获美国罗格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见习记者 尤依露 北京报道
国贸，北京的顶级写字楼，汪潮涌和他的信中利在里面安营扎寨四年多了。
这简直就是摩根士丹利的办事处———记者对信中利的第一印象，进门处两把中式的椅子，门为深褐色且高耸入顶，右转进入，不算太大的办公室隐蔽而不张扬。与摩根不同，在这里，玻璃隔断随处可见，俨然一个IT企业的行事风格。
汪潮涌对此很得意，“这是贝聿铭公司的一位朋友提供的建议”。国贸的办公成本很高，以跨国公司驻华的办事处居多，但汪坚持营造一种大投行的氛围，让员工感觉是在一个国际投资机构里工作。
每周一上午九点，信中利的晨会。道指和纳指的走势、美联储格林斯潘老头的新动向是晨会的第一个议题，接下来是亚洲各主要市场的概况，再是中国的宏观大势及IT行业动向，最终谈到的才是公司的投资项目情况。
汪潮涌丝毫不否认10多年华尔街工作经历在他身上的烙印———“已经浸到骨子里去了，没办法抹去。”
这位前摩根斯士丹副总裁，生命中1／3的时间是在海外度过的。1993由纽约总部派往香港，后又受命组建了摩根的北京办事处，并任首席代表。
刚回国时，汪潮涌经常被人误读，摩根的副总裁，在国人的眼中是个了不得的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子。汪只有反复解释，副总裁（vicepresident）在国际投行里只是一个专业职称，比经理（Manager）高，不及董事总经理（managingdirector）。此后又有人算了一下，原来副总裁就相当于国内的处级干部，没什么大不了的。
1998年，这位处级干部离开了大摩，在国家开发银行做了一年副局级投资业务顾问，1999年创办了信中利。
与大摩相比，信中利是一个小公司，员工只有20来个人。然而汪潮涌的做派一点都没变。公司有三分之一的员工是研究力量，2003年年末总结会，汇总产生了2000多页的研究报告，共分45篇，还有每周的市场行情分析。
员工中有摩根的旧部，前中金的员工，还有国内外金融机构过来的，保证足够的多元化。瑞士瑞海姆银行行长的公子也在信中利工作，“他是来中国学点东西，觉得在国际化方面，信中利与在任何的跨国金融机构工作没有什么区别，而在这里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中国本土的投资机会”，汪说，还有很多国外大学的MBA教授都希望能推荐人到信中利实习。“我是把公司当作一个风险投资与投行的EMBA在经营了，而有很多都是交钱的MBA所学不到的东西。”
汪潮涌本身与客户打交道的方式一如既往。在国内做企业，难免有一些非工作的交往，洗澡、吃饭、泡KTV，汪潮涌从来不做那一套，每天西装革履，按时上下班，以至于现在回到华尔街见老朋友，大家都没有想到他还是一样的职业化。
能在中国继续自己的事业，汪潮涌很开心，“我很享受在北京的生活和工作，这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
创办至今，信中利恰好遭遇了资本市场的寒冬，2000年下半年网络股泡沫破裂，创投业风雨飘摇。在投资领域，国际大环境普遍不尽如人意，国内的A股市场、海外的资本市场都没有很好的表现，不少投资公司树倒猢狲散。
信中利也许是个例外。
在创投领域，信中利投资了12家高科技公司，其中2家成功退出，2家清盘，剩下的8家企业在投资组合上非常活跃。
汪潮涌更得意的是，在2001年，当搜狐股价降到1美元以下时，同合作伙伴从高盛、英特尔手中收购了大量搜狐的股票。至今陆续退出，信中利的投资回报不亚于早期投资搜狐的VC们。
去年SARS期间，从3月到9月，6个月不能正常开展业务。这直接影响到公司的业务，好几家公司投资的退出被推迟了3到4个月，汪称，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将有两三家企业能够成功退出———“这将造就不下10个亿万富翁”。
采访过程中，汪不时被电话打断———孩子们催促爸爸回家。
汪潮涌是一个将老板做得比较轻松的一个人，若是没有特殊情况，每天几乎都按时下班，周末与太太、好友爬山、打高尔夫球。“任何一个别的工作我都不愿意换。”
谈起家庭，汪潮涌一副幸福的表情，他的太太是大名鼎鼎的MTV全球音乐电视台中国区总裁、维亚康姆公司中国区首席代表李亦非，有一个九岁多的女儿和两岁多的儿子。女儿能把唐诗读得琅琅上口，同时也能与邻居的外国小朋友相处得毫无间隙。既国际化，又中国化，正是汪潮涌所一直追求的。
《21世纪》：你曾经在世界最高端的投行摩根士丹利工作过，信中利的赢利模式与其他投资公司有什么不同？
汪潮涌（信中利投资公司董事长，简称汪）：信中利的业务分为三块：创业投资、投资管理和投资银行，国内目前还没有把这三项结合起来的投资公司。在具体运作时，一开始不会承诺投资，先为目标公司进行投行业务，用投行的业务发现有价值的项目，能比较好地控制投资风险。
《21世纪》：信中利的投行和创投业务是怎样的关系？汪：在建立公司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没有把投行业务当作公司的主要业务来源。信中利走的是以投行业务带动投资业务，为目标公司安排合理的投资组合，由原来的创业者、风险投资家、国际战略投资人、国际的大投行组成，而信中利是投资组合中的一方。
《21世纪》：信中利在投资中的特色在哪里？
汪：我会打一个时间差，信中利在风险相对较大、投资回报也相应较高的前期投资，能增加其他投资人的信心，而我们掌握公司的信息较多，对前期投资也是比较有把握的。朗新科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信中利的介入，既完成了对实达在朗新中股份的管理层回购，又引入了英特尔和高盛，这也是我们投行业务带来的增值服务。
《21世纪》：你似乎三句话不离本行？
汪：（笑）看来我是一个投行情结比较重的一个人。我倾向于用投行家的眼光来判断一个公司，更看重企业的财务价值，在信息对称的资本市场上，企业能值多少钱。这也包括对公司老总投资理念的引导，现在有很多企业家对资本运营情有独钟，轻易地进入资本市场，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21世纪》：在基金管理领域，你与新加坡、瑞士等国的投资人合作，帮助他们在中国寻找投资机会，资本规模有多大？打算怎么投资呢？
汪：去年我们的投资公司进行了一次增资扩股，引进了瑞士的投资人，尤其是瑞士的，也是世界上最苛刻的家族基金，能得到他们的认同，是对信中利最大的鼓励。
我们与新加坡合作的私人股权基金总盘子一亿美元，第一期资金已经到位，春节后开始投资，这个基金定位于投资传统产业里的高成长民营企业。而在退出方面，比较有特色的是选择新加坡上市，现在中国的前100名富豪有7位是新加坡上市公司的股东。我们并不希望其他资金马上到位，为了要控制合理的投资节奏，当有太多的钱可以投资的时候，投资的纪律性就会松懈。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1.5亿欧元的中欧产业基金在合作，也有美国、韩国的IT基金与我们共同投资。这种方式既能放大我们的投资能力，同时也能保持足够的自由度。
《21世纪》：信中利自有资金的投向主要是哪些领域？汪：还是在TMT（technology，media，telecom）领域，分配比例是20％的早期或种子期，中期和成熟期各40％，预计投资额每年不低于两亿人民币。
《21世纪》：从资本市场的总体情况看，2004年会比前一年要好得多吗？
汪：如果从退出的角度看，今年会是我们的一个丰收年，同时也是投资的一个高峰，按时间算，我们的成熟期投资预期，投资后6－18个月能够退出，早、中期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才能退出。值得关注的是，信中利会另外分出一些资源打造完整的投资服务链，比如为那些拿不到银行贷款，同时不想以高成本的股权融资的企业进行担保业务，还有私人银行业务，为已经创业成功的企业家进行财富管理等服务。
《21世纪》：你如何监控所投资企业不断变化的风险？汪：这很容易和谐。有些国内的投资公司喜欢往所投资的企业派财务总监，动不动就封账，要是亏了钱还要告诈骗罪。其实这是不应该的，亏损了投资者自己要分析原因，要认清责任，不能一失败就迁怒于创业家。
《21世纪》：你以前是世界顶尖的投行的副总裁，办公条件、福利待遇都非常不错，现在自己做公司，没有这么阳春白雪了，会有落差吗？
汪：没有落差，只有更多的成就感与自由度。作为一个中国的创业公司，我们始终保持着国际化的特色；作为专业化的投资机构，信中利既创造了可观的财富，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行业影响力。
《21世纪》：你本人非常推崇巴菲特的投资理念，但是我们都知道，巴菲特从来不投资高科技企业，而信中利的业务中很大一块是风险投资，是否矛盾了？
汪：1995年，巴菲特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当时我作为摩根士丹利首席代表陪他吃饭，同他探讨过这个问题。我们的两种投资理念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放在时代的背景下看，巴菲特投资的都是在他那个时代是最新潮的，美国运通相当于现在的电子商务，它改变了支付的手段。而可口可乐，最有价值的是配方，就好像现在微软的源代码，关键是你能否发现价值被低估或者有巨大增长潜力的投资目标。图：
本报资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