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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教授访谈
特约记者 黄卓 武汉报道
1月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发展资本市场的九条意见，其中提到：建立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分步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完善风险投资机制，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成思危曾经
总结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85年中共中央的决定中提出风险投资开始是酝酿期；1997年到2001年为兴起期；2002年开始风险投资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我国的风险投资处于比较低潮的状态。
风险投资是指投资人将风险资本投向刚刚成立或快速成长的未上市新兴公司（主要是高科技公司），培育企业快速增长，数年后再通过上市、兼并或其它股权转让方式撤出投资，取得高额投资回报的一种投资方式。
DanielQuinnMills，哈佛大学商学院资深教授，在领导力、商业战略、组织和风险投资等领域具有非凡造诣，他同时也是GE，IBM，Honeywell等知名跨国公司的咨询顾问。应本报之约，Mills教授就中国发展风险投资和中美风险投资的比较以及合作等相关问题，接受了特约记者黄卓的专访。
《21世纪》：作为风险投资专家，你认为美国、欧洲和亚洲尤其是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其特点各是什么？
Mills：由于历史原因，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市场，拥有大量的风险投资专家和企业，在风险投资领域的专业化程度更高；但同时这可能也意味着美国在这一领域投入了过多的资本。欧洲是世界上第二大资本市场，其风险投资业务基本上拷贝了美国的模式，但没有那么多的专家和风险投资企业，也没有那么多的资本投向这一行业。中国的资本市场目前是这三个市场中最不发达的一个。实际上，多数在中国被称为风险投资公司的企业，在我看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他们只相当于美国的私人股权投资公司（PrivateEquityFirms），这类公司只在风险投资成功后的阶段向企业注资。
这些年来，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也在不断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考虑到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可以预见中国的风险投资事业也将获得飞速发展。
《21世纪》：在美国，风险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就是像大学、研究机构和基金会等非赢利组织（NGO）的基金，但在中国，非赢利组织很难得到足够的资金来源，个人和公司即使想向它们捐款设立基金，似乎也没有权利进行独立的资本投资。您认为中国应该改进立法，以促进非赢利组织的基金的发展吗？
Mills：是的。在美国，作为投资于风险资本的资金来源的非赢利组织有两类，一类是公司养老基金，另一类是教育组织，比如大学，这些组织通常能够得到可观的、持续性的捐赠基金。这两类组织若能获得足够的资金，并能独立地进行分散化的投资，则将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政府应该在税收政策上，鼓励富有的个人和公司向非赢利组织进行捐赠，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这样做的话，将会有基金总额5％－10％的资产会流向风险投资。我观察，未来20年内，中国在这方面将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美国有三种养老基金。第一种是政府养老基金，美国现在不允许政府养老基金投资于股市；但我认为应该允许有一部分这样的投资，当然政府养老金投资于股市应该在专家指导下进行。第二种就是为数众多的公司养老基金，目前公司养老基金约20％进入了风险投资；我认为这一比例很好，再多了就会有很大风险。中国也应该允许这样做。第三种就是很多美国人自己管理的养老基金，这是近十多年来才开始的；我认为这部分基金是不应该进行风险投资的。因为风险太大。
《21世纪》：为什么您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由公司运作的养老基金？
Mills：我认为应该发展公司养老基金，如果中国的一些大公司大企业能够为员工运作公司的养老基金，它们就能雇得起职业化的基金经理，来进行分散化的投资，这就能获得超过政府养老基金的回报，同时也能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当然它不应该成为整个养老基金体系。
《21世纪》：中国要发展风险投资市场，哪些要素是最重要的？
Mills：首先，要有立志于成为企业家的人才，他们有好的想法去开创自己的企业。这一点很重要，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人才。第二，要有一条渠道，能够使这些潜在的企业家和拥有资金的人即风险投资家走到一起。事实上这一点目前还很难做到。很多潜在的外部投资者并不确信中国的法律环境能够允许他们拿走所赚到的钱。这就意味着：现在可行的方式，不是美国的风险投资家直接与中国的企业家打交道，而是外国的投资者先找到中国的风险投资公司进行合作，提供资金，这类中外合作的风险投资企业为中国的企业家提供风险资本，我不知道将来到底会怎样，但这种方法应该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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