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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禽流感的爆发，我国政府实行了对扑杀家禽合理补偿政策。
其实，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对个人利益有所损害，要由政府实行公共补偿，这在国外是很普遍的。因为传染病防治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对应的是社会整体的利益和安全，其相应的成本付出应由政府承担。
在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地区扑杀家禽，对整体社会是有利的，惟有如此，才能严防疫情的发生和传播，才能确保公众的健康无虞。其处理成本应该由政府承担，而不应当是个人独自担承。
特别是我国的养殖业发展还处于较低的规模层次，以一家一户养殖为主，一年三五千只的规模。如果因为禽流感需要扑杀，就可能使这些农户“颗粒无收”。养殖的收入就是其收益的全部，是他们赖以维持生计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对个人来说，当然他们更为关注的是一家人的衣食住行、孩子的学费、老人的医疗费用，忧虑未来的生活出路，而非社会利益。
但为预防禽流感，扑杀家禽、强制免疫都是必需的，就必须牺牲这些农户的个体利益。不如此，就不能消灭疫情的传播源。农户响应政府号召，忍痛割爱，除了加强防疫（防疫亦需要成本）之外，甚至需要扑杀所养家禽，如果不给予他们一定的合理补偿，似乎于情于理于法都不相吻合。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思斌教授说，以往我们国家在制定应对风险的公共政策时，往往只强调整体的社会效益，较少考虑个体的经济损失。传统的道德伦理也提倡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
国家实施公共补偿的进步意义正在于，政府把老百姓的公共健康放在了重要位置，同时也把个体经济利益摆上了适当的位置，可以说实现了二者的有效平衡。这样，不仅有利于防范公共危险，筑起公共安全健康的堤防，更有利于培养民众的社会责任心，百姓对政府也会更加信任，更有安全感，以便形成良好的利益互动机制，形成应对公共危机的高效运转的社会机制。
（刘效仁）《新京报》
《市场报》 (2004年02月06日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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