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肖春飞 杨金志
安徽保姆周岱兰躺在远离家乡的上海病床上，度过了自己的猴年春节，没有合家团圆的年夜饭，也没有亲友拜年的欢声笑语，只有浸透了枕头的泪水。
一个月前，周岱兰从雇主家的四楼摔下，腹腔大量出血，脾脏破裂，腰椎粉碎性骨折
。在接受了急救手术后，周岱兰陷入了医疗费无人支付的困境，无法继续进行腰椎手术，只能强忍巨痛躺在病床上。
三方困境
在抢救过程中，雇主一家始终守在医院，并且在第一时间先垫付了6000元手术费。在此后的一个星期里，经济条件并不好的雇主共支付了约2万元医疗费用，这已经接近他们支付能力的极限。即使如此，周岱兰的手术费还欠2万元。接下来的腰椎手术，估计要花费4万元，雇主家表示已无能为力。
然而，周岱兰家非常贫困，她的亲属要求雇主承担所有费用，甚至说“如果不出钱就把周岱兰送到你家里来”。争执不下，双方都通过律师来处理此事。
丁家聘请的律师李志广认为，周岱兰是受害者，雇主也是受害者，雇主在前期抢救中，垫付了大量医药费，但这只是尽道义上的责任，从法律层面上来说，雇主并没有责任为伤者支付所有费用。
医院方面也尽了最大努力。在周岱兰拖欠2万多元医疗费的情况下，医院还是给她办了出院手续，并积极联系另一家有能力做脊椎手术的专科医院，但是找不着家属，谁也不敢拍板将她转院。
副院长孙仲伦说：“周岱兰并非特例，医院每年都有大量拖欠医疗费用的事情发生，主要是外来务工人员。医院有救死扶伤的责任，不能先谈价钱再抢救，救活之后病人拖欠费用，医院也没有办法。”
周岱兰能否向劳动中介机构索赔？为她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高树升表示，周岱兰只是通过中介公司介绍就业的，而不是中介公司委派去工作的，她和中介公司没有隶属关系，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
民工社保难在哪里？
2002年9月1日，上海推出《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规定凡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办理综合保险。但是，到目前为止，参加这项保险的外来务工者只有1／3多一点，不少用人单位和民工像当年逃避办理暂住证一样逃避综合保险。
“民工社保”卡在哪里？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副所长周海旺将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与上海城市职工社会保险进行了一番对比：
外来从业人员缴纳综合保险的基数是上年度上海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在此基础上，按12．5％的比例缴纳保险费，其中单位出7．5％，个人出5％。总的来看，外来从业人员每月的社会保险费是上海职工月工资的7．5％。
上海城市职工社会保险的基数是其个人月工资收入。养老金部分，单位出22．5％，个人出8％；医疗保险部分，单位出12％，个人出2％；失业保险部分，单位出2％，个人出1％；住房公积金方面，单位出7％，个人出7％。总的来看，上海城市职工每月的社会保险费占其个人工资收入的61．5％。另外，不少单位还给职工发放补充医疗保险和补充住房公积金，一些职工每月的社会保险费可能达到其个人工资收入的70％。
一个7．5％，一个70％，差别将近10倍。专家指出，这种差别很难用城乡差别来解释。
另外，两种社会保险的支付方式也不同。以养老保险来看，城市职工养老保险金是在退休后按月支付，每个月都会有稳定的收入保障。而参加综合保险的外来从业人员，将会在退休年龄一次性拿到一笔养老金。“一次性发放养老金，这样的‘保险’已经不保险了，”周海旺说。此外，这笔养老金就是民工个人当初缴纳的5％，不包括单位缴纳的7．5％，由于当初参加社保时个人缴纳的保险费少，民工得到的养老金也不会太多。
再者，城市职工社会保险由政府托底补足，而外来务工者不仅要自给自足，甚至还要“支援”城市。目前，上海的老年人口已占人口总数的18％，发放社会保险每年都出现财政赤字，由政府自筹资金补足。另一方面，上海市政府会从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费中抽取2％，作为管理外来人口的费用。此外，外来从业人员缴纳的综合保险费，还有一部分被用作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费用，形成民工“养”下岗职工的奇怪局面。
针对外来从业人员的社保问题，各城市“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出于“降低商务成本”的目的，城市一般都不愿意为外来务工者提供社会保障。目前，全国只有上海、天津、重庆等少数几个城市建立了外来务工者的社会保险。建立了民工社保的城市，不少还想从民工缴纳的保险费里抠出一块。
在这种局面下，用人单位和民工自身对综合保险都缺乏热情。用人单位怕花钱，怕增加成本，于是千方百计躲避综合保险，或者只是给核心成员、亲属办理综合保险。而民工们则认为，与其把钱交给政府，等几十年后几乎按原数发还，还不如自己把钱存起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