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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锋 邹燕
比较
亚洲的离岸金融中心一般建立比较晚，但是发展迅速，目前主要的离岸中心有日本、新加坡和香港（虽然泰国和台湾也曾经一度开展过离岸业务，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后
，这些市场已经相继萎缩）。从附表可以看出，三大中心有一些离岸市场的共同特点，比如在外汇管制、利率管制、准备金率和税收方面都享受豁免；但区别也是存在的：东京和新加坡是纽约型的离岸中心，而香港则是伦敦型的离岸中心，相比较而言，香港的管制最少，新加坡其次，东京的管制较多。（详见附表）
历史
新加坡1968年10月开了亚洲离岸金融中心之先河。当时，在货币当局的积极扶持下，新加坡把专门经营亚洲美元的机构ACU与本国业务区分开来，避免了对本国金融市场的干扰。另外还为巩固亚洲美元市场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通过新的《银行法》和《外汇管理法》，颁发《所得税（修正）法》等。
香港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与新加坡不同，香港是个传统的自由经济地区，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是免税的境外货币借贷市场和东南亚华侨的资金中心和转口贸易结算中心。港府对建立离岸中心的政策曾一度波动，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逐渐放松了各种限制，如废止外币存款利息所得税，增设了金融、黄金期货市场，使得香港的国际性金融业务逐渐扩大。
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已经成为世界三大经济中心之一，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元逐渐成为强势货币。为了推动日元的国际化，巩固其国际金融地位，在外国银行和本国私人银行的要求下，日本大藏省明确表示支持日本创建东京离岸金融市场。
1984年日美又达成《日本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为1986年离岸市场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基础。
借鉴
纵观亚洲三大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新加坡属于政府推动型，香港则属于自然演进型，日本既有自然的因素也有政府推动的因素。相比较而言，自然形成的离岸金融中心虽然与其内部的金融体系较为匹配，货币当局的监管能力也较强，但其建立所经历的时间一般较长，期间还可能会经历较大的波折；而单纯的政府推动型虽然可以大大节约时间，但是假如没有充分考虑国内经济金融体系的匹配程度，那么一旦受到外部的冲击，其承受能力较差，甚至可能直接是受冲击的诱因，这样往往会遭受较大的损失，毕竟在离岸中心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再亡羊补牢，可能已经是覆水难收。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政府推进型的离岸市场，新加坡成功了而泰国则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了重创；相比较而言，政府的顺势推进则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还可以加速离岸中心的建立。
中国要建立的人民币离岸中心所面临的环境与日本较为相似：首先，人民币正逐渐成为区域性的强势货币，存在人民币在境外流动的需求；其次，国内外有相当的力量在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再次中国货币当局也明确提出了渐进式地推动意向。从以上可以看出，我们选择日本式的自然演进加政府推动的道路是符合实际的，政府应充分利用各种逐渐成熟的自然因素推动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而不能追求一步到位。
从世界和亚洲国家的历史经验可知，离岸金融中心构建模式的选择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金融环境以及现实的需求密切相关。对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而言，由于人民币本身还仅是在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在资本项目下仍然受到管制，而且货币当局对离岸业务的监管能力还不成熟，再加上国内的金融体系比较脆弱，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建立纽约型内外分离的离岸中心，即在现有银行机构内分设账户，对非居民开展业务，并在税收和准备金率方面给予优惠；待到时机成熟，再逐渐放宽离岸资金对国内的渗透，即允许欧洲人民币间接融资于国内的企业；再进一步，允许离岸资金购买在境外发行的欧洲人民币股票和债券；最后，在对人民币的认可达到一定程度，国内金融自由化水平达到相当高度，金融监管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也允许国内的人民币流向国外，这样使内外的人民币资金得到真正融合，居民和非居民的金融服务得到交叉，此时人民币离岸中心也可由纽约型转为伦敦型。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2月06日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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