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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丰
历史上何曾有过这样“仁慈”的征服者？从公元前539年起，巴比伦称曾先后被波斯人、马其顿人、帕提亚人所占领。而这一次，不知道来自西方的银行家们会否在清真寺旁建起一座不伦不类、罗马式的建筑
如何赢得并保持伊拉克投资者和交易商的信任？他的年轻以及在金融领域的经验不足都令伊拉克人感到怀疑———24岁的杰·哈伦很少关注财经新闻频道，也从不跟踪股市消息，但却承诺要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建立全新的股票市场。
这是典型的对于美国梦的诠释，它与当年淘金狂潮的区别是，行进方向的不同，以及交通工具的不同———上一次是火车，这一次是航空母舰。
身处他乡的杰·哈伦并不孤单。同为征服者的一部分，三家外资银行毫无悬念地成功登陆，战前拥有本国82%存款的伊拉克六大国有银行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当然，这一切，早在萨达姆塑像被推倒的那一刻就已注定。
时代确实不同了，资本的征服正以截然相反的流向迥异于同样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的“哥伦布交流”，而其间相映成趣的图景是：上一次，白银源源不断地从美洲的矿山运往欧洲，而现在，美元、英镑争着吵着去往东方。
这会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反哺现象吗？显然还很难说。这就如同圣·奥古斯汀在考虑摈弃世俗享乐而成为一名牧师时的祷告：“上帝啊，让我变得纯洁吧———但不是现在。”
问题异乎寻常得复杂，“血淋淋的资本”到了华尔街银行家的嘴里就会成为“smartmoney”(聪明的钱)。也许，定义真的不是那么重要？
长期在空袭下进行交易的伊拉克股市显然无法和纽交所相提并论。它每周仅交易3天，成交量很小。即使是在最鼎盛的时候，上市公司也不过120家左右，总市值不足3000万美元。萨达姆认为他把这个国家管理得很好，而美国人会说，能数到十的马是杰出的马，但不是杰出的数学家。于是，他们给伊拉克派去了年轻的“数学家”哈伦，尽管这位总统的校友学的是政治学。
“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十九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火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
这是依附理论代表人物弗兰克·贡德对西方世界的揶揄之辞。即使他说得不错，站在了实力之巅的美国人和他们的盟友也完全可以嗤之以鼻。英雄不问出处，中国的俗语在此问题上正好派上用场。
说到底，钱并不会变得聪明，区别仅在于有钱的人是不是够聪明。既然西方人既有钱又自认为聪明，也就有了足够的理由让自己的钱在中东的沙漠中开花结果。
这是强者独霸的时代，无论在武力、经济，还是话语权上，都是一样。B-52投下的不光是炸弹，还有“现代金融”，或者说，是“真正融入全球体系的经济模式”。既然伊拉克人以后会有一张通行全球的VISA卡，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历史上何曾有过这样“仁慈”的征服者？从公元前539年起，巴比伦称曾先后被波斯人、马其顿人、帕提亚人所占领。尼布甲尼撒二世和他美丽的妻子的花园早已在占领军的铁蹄下沦为废墟。而这一次，不知道来自西方的银行家们会否在清真寺旁建起一座不伦不类、罗马式的建筑。
当然，即便是在和平状态下，旦夕祸福也还是难免。麦加朝觐队伍中发生的踩踏事故，到底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一种文化心绪的自我宣泄？
别了，巴比伦！伴随每天升起的晨曦，一个现代化的电子交易平台终会在幼发拉底河畔日渐成型。而当年女神门内庆典大道旁的120尊石狮，却只能渐行渐远，最终湮没在那些留恋昔日辉煌的人民忧郁的眼神中。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2月06日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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