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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接管南方证券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2月04日 18:32 《新财经》

  记者任健

  南方证券沉疴十年,终以阚治东的离任为爆发点,进入史无前例的“接管时代”——这对中国证券市场而言,也是史无前例。

  值得注意的是,接管组中不仅有证监会、深圳市政府、中国人民银行人员,还有公安
部人员,而接管“宣言”更明确表明,南方证券“违法违纪”。

  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何人违纪?何人违法?何时违法——历史是否会被“倒述”,一切都是未知数。所以,一切都被人们关注……

  “肃杀”南方证券

  2004年1月2日,注定要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下午3点30分,位于深圳市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0层的南方证券总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联合成立的行政接管领导小组开始对南方证券全面接管。

  这是中国证券市场的首例。

  “鉴于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违法、违规经营,管理混乱,为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中国证监会和深圳市政府联合颁发公告,自2004年1月2日起对南方证券实施行政接管……在行政接管期间,接管组行使公司权力,接管组组长行使公司法定代表人职权,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暂停履行职责。”

  接管组宣读完上述文件后,南方证券所有高层都将“停职”并配合此小组的工作。

  “接管消息突如其来。我们毫无准备,接管气氛非常严肃。在总部大楼的所有南方证券高层都参加了接管仪式。随后,接管通知下发到南方证券的各地营业部。”一位南方证券员工向《新财经》记者透露。

  接管后第四天,《新财经》记者来到南方证券总部,这里略显得平静,前台小姐已经习惯于告诉每一位前来采访的媒体:“公司高层均没有在此办公,都在另外的地点开会。”

  据南方证券有关人士称,历届高管除了沈沛在国外,其余都在深圳等待接管组的随时询问。

  “南方证券病入膏肓。”这几乎是几年来业界对南方证券最多的评价,而近年来,南方证券的严重问题一直受到媒体极大关注。

  早在数月前,便有传言,南方证券总裁阚治东意欲离去,但直到2003年12月23日,阚治东方才被正式批准离职,南方证券问题也由此全面引爆。这正是接管组出现的原由。但至于是先有阚治东离任,还是在阚治东离任前,有关方面即已决意行政接管?按业内人士分析,后者可能性应该更大。

  从各种迹象来看,有关各方将采取措施拯救南方证券于危难之中。这对南方证券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然而,从接管组的“接管宣言”来看,不仅字斟句酌,更语气沉重,充满肃杀之气。

  本刊记者从南方证券内部了解到,南方证券内部职工推测,此次接管,难免会有南方证券高层落入“法网”,甚至有人传言,“会有人为此掉脑袋”。

  说此话者的依据是,南方证券的问题由来已久,许多问题“严重至极,并可以追溯到10年之前”。

  南方证券的生与死,南方证券高层的何去何从,南方证券所为的罪与非罪,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重点。

  令人失望的双雄

  南方证券在中国证券业的地位不可小觑,不仅从任何数据考量,南方证券都是排名在前的券商,更因为它历年来一直是中国证券业“绯闻”较多的券商。

  南方证券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由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联合发起,并由国内40多家著名企业出资组建的全国性证券公司,于1992年12月21日在深圳成立,注册资本金10亿元,随后又于2002年3月20日完成增资扩股,股本达到人民币31.47亿元。

  但就是这样一家全国数一数二的证券公司,最为著名的却是它历年来的“证券是非事”与“风雨飘摇事”。

  起先是在1997年大牛市中,涉嫌利用内幕消息操作北大车行二级市场股价,南方证券受到中国证监会的严厉批评。但事隔一年,南方证券又在自营盘上“翻船”——1997年至1998年期间,该公司下属28个机构以4000个个人股票账户申购新股或进行股票自营,获利2.9亿元。此后,发生在南方证券身上的问题不断,但大多围绕其自营盘和挪用客户保证金方面,一直做得不错的承销业务,却在“麦科特欺诈发行上市”事件后,从此一蹶不振。2001年,南方证券一级市场承销额还有118亿元,但到2002年,其一级市场承销额却直线下降到36.35亿元。与此同时,“南方证券委托理财巨亏,南方证券将面临破产”一时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2002年6月,一对中国资本市场的重量级枭雄人物——阚治东、贺云闪亮登场。

  阚治东,原申银万国创始人;贺云,原深圳发展银行行长。这两位中国证券界可以呼风唤雨的重量级人物在深圳市政府的力邀下,来到南方证券。贺云原任深圳发展银行行长,曾一手制造了深发展(000001)大牛股的市场神话,但是因为涉嫌违规炒作自己公司股票,在1997年6月17日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被认定为证券市场禁入者,五年内不得在证券界任职。而阚治东为原申银证券(后合并为申银万国)的创始人,在任申银及申银万国证券总裁期间,领导着这家证券公司创下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多个第一。1997年,在沪深两大交易所竞争时,为了活跃上交所行情,被指对陆家嘴(600663)股票的严重投机活动负有责任,而与贺云同期成为笼中之虎。1997年,两人双双落败;2002年,又双双重新登场。

  此次,深圳市政府在两人禁入期刚满,就迫不及待地委以重任——阚治东任南方证券总裁,贺云任南方证券董事长,足见深圳市政府寄望于此两人能够挽南方证券于危难之中。

  由于两个人此前所处的背景和工作经历不同,行内人士更多地把阚治东看成市场化下证券市场的领导者,而贺云则由于特殊的背景,人们更愿意将其视为深圳市政府派驻南方证券的掌舵人。两人年龄相差仅一岁,均以个性鲜明著称——贺云处事稳健,很少在媒体上露面,而阚治东则不然,在媒体上敢于直言。

  然而,一年半时间过去,从最终结果来看,并未完成深圳市政府所交付的重托。

  双雄争斗双败?

  近几个月来,媒体一直把关于阚治东的去留——即阚治东的南方证券成与败作为议论的中心。

  对阚治东的离任——即南方证券之败,人们早有预料。

  一位南方证券人士称,在内部人士看来,阚最大问题就是祸从口出——暴露南方证券的“家丑”,引起高层人士不和。

  而另一位南方证券内部人士则认为,阚与贺的“双头”领导,才是败因。两人到南方证券不久,就在管理上意见分歧,但这些更多地被人认为,是中国券商市场化和国企改革所面临诸多问题的集中体现。

  阚治东最擅长券商经纪业务,而贺云则擅长公司治理。

  贺云和阚治东都强调,公司管理的好坏,一定要进行高度的集权式管理,贺云强调董事会权力为最高权力,任何大的企业经营行为必须经过董事会的讨论并通过方可实施;而阚治东认为,作为公司经营的事情,身为总裁的他可以全权处置。

  “按照南方证券的董事长和总裁的分工,董事会主要是把握公司发展方向,阚治东主要负责公司运营,但是贺云往往更加关心公司运营的事情。”南方证券的知情人士对《新财经》记者说,“南方最根本的问题是高层在管理上存在较大的分歧。在阚治东和贺云来的时候,南方证券的组织结构上不是一个高度集权的证券公司,各地分公司的权力很大,自主性非常强,可以做委托理财等。自主权充分放大,使得南方证券的总部反而对风险无法把握。”

  南方证券虽然在管理构架上具有完善的体系:有董事会、常务董事会、专职董事长、董事会办公室、董事会秘书,还有监事会、股东大会等。但关键问题在于这些职能部门没有切实地实施其功能。“有时候,一年开不了几次董事会,有时候,很大的资金进出,都是少数几个人说了算。”南方证券人士对《新财经》说。

  贺云和阚治东进入南方证券后,首先整顿的就是管理。但是在总裁和董事长的权力与工作范围上,还是很难分清楚。

  据知情人士透露,阚治东负责总裁职务,就具有公司日常运作和资金的运营权,而贺云则多加干涉。有一次,下属关于1000万元资金的调配,阚治东签字,贺云并不同意,说要经过董事会批准才行。

  在对于公司治理的问题上,两人均在不同的场合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阚治东认为,加强监管、加强风险防范与控制非常必要,但监管的声音不能限制发展。搞一些貌似完善的管理办法,实际上却难以不折不扣地执行和坚持下去;不切实际的要求、规定搞多了,违反这些要求和规定的事情就必然多,反而使这些要求和规定失去严肃性和指导意义。而贺云认为,公司经营失败大多数是因为,公司治理结构与管理脱节,董事会没有真正地发挥作用,必须强化董事会的角色,公司的CEO和高管应该注意到董事会在对公司战略和业绩方面的作用。

  “阚治东和贺云在南方证券最大的分歧就是,两个强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贺云虽然任董事长一职,但是握有非常大的话语权,上到公司战略,小到资金的调配。”这也使得贺云和阚治东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一、政见不合,面对目前南方证券的问题,阚治东的看法是以最有效的方式,快速扭转困局,也就是对外多方筹措资金,以缓解目前的资金压力,另一方对内团结股东,进行机构改革。而贺云则强调,公司董事会的权力是最大的。

  阚治东过与失

  2003年12月26日,在阚治东离任获批后的第三天,其秘书匡小明在电话中对《新财经》记者说:“阚总刚刚离开南方证券,按照有关要求,目前还不好说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市场中传言阚总去联合证券的事情,并没有这回事情,因为联合证券和南方证券在管理上的问题相似。”

  阚治东的手机并没有处于关机的状态,他仍然很有礼貌地接来自多家报社记者的电话。一向对媒体“敢说话”的他突然开始保持沉默,“这也是他和南方证券的协议,目前阚治东的离任正在接受来有关部门的例行审计。阚治东离任的时候,和南方证券有承诺,将不会再接受任何记者有关于南方证券的采访。”和阚治东朋友相称的人士对《新财经》记者说,1月6日晚,《新财经》记者在深圳采访时,该人士对记者说,深圳市政府对阚治东有知遇之恩,阚本人也十分想将南方证券重新塑造成中国的顶级券商,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阚治东离任的想法并不是2003年底才萌发的。在2003年2月份,阚治东就流露出要离开南方证券的念头,只不过当时来自各方面的努力,才使他继续干下去。阚治东请辞的理由就是,南方证券不让人好好地干事情,那就只有离开。”

  然而,有关南方证券的事态发展至此,已不是阚与贺是否称职的问题。从接管组的接管辞中,不难读出南方证券问题的严重性。

  现在的问题是,南方证券的领导,尤其是阚治东等主要领导,将面临接管组“拷问”:在阚上任后的一年半中,南方证券所发生的一切,阚治东等领导必须要承担怎样的责任?这似乎已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而不是离任与否,成败如何的问题了。

  “南方证券的事情,没有人能和你说清楚,只有几个人掌握全盘。基本上,每一个部门的人只知道自己部门的事情,这已经算是不错了。”一位知情人对记者说。

  阚治东曾在很多种场合强调,“券商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对于南方证券的沉疴,他的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南方证券只需要有30亿元的资金就可以力挽南方于不倒,不论是发债也好,还是长期融资也好。

  而这30亿左右的资金如果注入南方证券,阚治东果真会化腐朽为神奇吗?从阚治东日后的许多运作中,不难发现其最看中的业务还是券商委托理财这一块。2002年底,也就是其上任南方证券总裁半年后,提出中国的股市仍将“长期看多”的观点,这和南方证券一贯的理财思路不谋而合。但是,现实中的股市并没有如同其预言,自2001年6月,中国股市见顶回落后,一直在延续绵绵的下跌行情之中,南方证券“天马独行”的理财思路,自然受到很大的困扰和损失。

  “南方证券一举确定其江湖地位,还是在1996~1997年中国股市为期不短的大牛市中奠定的基础。南方证券一直对中国股市看多,以至于每一次股市行情,他们的操作手法都很强硬——集中资金重兵投资几只股票后,一路拉升,有时不顾当时的市场环境,尤其热衷炒作上市不久的新股。其一般在建仓的时候,不计成本,以致于一旦市场状况不好,南方证券的股票就套在高位或者高位横盘,难以转身,在股票上升和下跌中,经常不设止盈和止损位。

  在操作纪律上管理不严谨,以至于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南方系的老鼠仓,这些和南方系有些渊源的机构,往往在南方系建仓的时候进入,在获利后决不恋战,快速卖出。这时,南方证券为了维护股价不得已在高位接盘。阚治东也不例外。其上任后,在这方面同样沿袭着南方证券的理财方式,从2002年6月20日至8月21日的两个月时间内,南方证券并不理会股市的整体下跌,开始大幅拉升其重仓股。哈药集团股份由12.58元涨至16.37元,涨幅达30%以上;哈飞股份由14.33元上涨至18.35元,涨幅超过28%;中成股份由9.90元一路走强至13.07元,涨幅逾32%。这几只个股的表现不仅远远超过大盘,而且也优于同类股的走势。按照南方证券公开的仓位测算,其账面浮盈十几个亿,但一直难以兑现。这样的操作使得本身就捉襟见肘的资金短缺问题显得非常突出。

  但阚志东仍然将很多精力投入到自营和委托理财上,其重用属下孙田志,一度使人们将此看做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举动。

  孙田志,曾任江苏电力局电力公司副总,在1994年,受到原南方证券董事长沈沛的力邀而加盟,负责南方证券南京分公司。后被委任淮海投资总裁,淮海投资以南方证券的一间实业公司注册,主营实业投资和国内贸易,而实际上它的作用是“南方证券的自营盘”(2000年8月更名为天发投资)。2001年市场重挫,南方证券兵败委托理财和自营,加之,南方证券开始进行增资扩股,淮海投资被监管部门认做南方证券的实业公司,2001年中,南方证券对天发投资90%的投资转让给深圳华晟达集团公司,随后成立的上海华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则是其自营盘的集中地,它的设立初衷,还是为了更好地为南方证券融资。

  2001年7月,南方证券出资2.7亿元,南京新淮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出资3000万元联合设立的华德资产管理公司在上海成立,与世界著名的资产管理公司德国商业银行技术合作,其董事长兼总经理由孙田志担任。

  上海华德成立时,南方证券承诺把资产管理业务全部交给华德打理,事实上确认了华德作为南方证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子公司。而南方证券由此也可获得外界的资金注入,缓解资金的压力。

  但是,南方证券除了华德资产外,其自身的资产管理部门也在运作。两边齐头并进,使得南方证券的受托资产水涨船高。而资产管理的特性,更使得两者的受托资产数额不为外人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华德资产和南方证券频频出入股市拼杀,双双出现在哈药集团、哈飞股份、升华拜克、金地集团、隧道股份等股票的前十大股东中。

  但随着2001年下半年沪深股市重挫后,南方证券及其华德资产所持有的股票大幅缩水,导致大量自营盘与委托理财出现巨额亏损,大量的委托理财资金无法按期兑现。

  阚治东非常赏识孙田志的资本运作能力,并希望上海华德资产管理公司有一个更大的发展,按照阚治东的想法:南方证券如果可以利用各种渠道融到30亿元左右的资金,华德资产增资扩股至20亿元的计划完成,那么,南方证券在50亿元的资金注入下,必定会有发展,这也是阚治东缓解南方证券资金危机的一个办法。但有人认为,如果这部分资金果真到位的话,阚治东同样会看中二级市场的自营。

  现在看来,天不佑南方,中国股市下跌的时间长达两年半之多,使南方证券靠自营挽回困局的梦想破灭,在自营受阻,一级市场承销额由于受到“麦科特事件”的影响大幅减少,加之,内部管理混乱,无奈,阚治东还是选择主动退出。

  一位证券分析师对南方系持仓情况有如下分析:一是长期持有炒作过度无法全身而退的重仓股,其历史上都有不俗的涨幅,但由于没有及时获利果断出局,结果大量的资金沉淀在其中无法脱身;二是高价买入强行拉升的次新股,上市后就在高位强行建仓,大势不妙时其跌幅也就较深;三是在担当承销商时被动占用巨额资金的包销股,如哈药集团有6829.911万股无人认购,南方证券不得不在捉襟见肘之时动用8.5亿多资金吃下,最关键的是,公司缺乏足够的风险意识,持仓比例过大,战线拉得过长,对后市盲目乐观,判断反应迟钝,出现了致命的决策失误,最终在暴跌行情中丧失了反击的能力,陷入了亏损的泥潭中无法自拔。

  南方证券之罪与罚

  阚治东是南方证券被接管前最后一位总裁,自然受到诸多方面的关注。但其在到南方证券后,经常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南方证券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可以追溯到十年前,而这些问题才是南方证券的硬伤,也就是南方证券到今天都难以翻身的症结。他的讲话曾经触犯了很多高层的利益,但是这番举动,却为其日后理清责任时摆脱了不少干系。南方成立十一年来,在现任董事长贺云之前,还有过三任统帅人物,分别是王景师、沈沛和刘波。

  第一任董事长王景师曾任农业银行总行党组副书记、副行长,1992年起参与创建南方证券时已年过六十,先后任董事长、名誉董事长。时任总裁付史峰。

  第二任董事长沈沛曾任北京西城区副区长、农业银行办公室副主任。在南方成立时,沈就是第一副总裁,时年42岁,历任副总裁、总裁、董事长兼总裁; 1998年6月任党委书记、董事长;2002年2月任党委书记。时任总裁刘波。

  第三任董事长刘波。1992年南方成立时,36岁的刘波还是上交所副总;1998年6月,刘波从南方总裁、党委副书记起步,三年零八个月后坐上了董事长的职位。不过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刘就和总裁郭元先一起被调离。

  从以上管理人员的履历表上可以看出,每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均来自金融系统或者在金融系统中任要职,应该对金融风险的控制有很强的把握能力,但是南方证券十余年来,出现最多的问题,就是金融违规现象。

  在当时,南方证券的管理体制是粗放性管理,也就是地方分公司的权力很大,可以自筹资金,可以有自己的自营盘,相当于每一个地方性公司都是一个小型券商,在南方证券内部称之为“地方诸侯”。

  在南方证券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违法违规”事件有:

  一、融资行为不合法

  融资成本过高一直是困扰南方证券的障碍。阚治东也曾多次强调:“南方证券一年的融资成本非常高,我们必须再压下2个亿,也是我们控制成本的一个目标。”这些融资成本最后成为南方证券难以翻身的一方面。从1997年开始,南方证券为了扩张自己在股市中的王者地位,不断地重复,多方找资金——许以高额利息——买进股票,甚至不惜号召分公司员工四处招揽资金。

  《新财经》记者从知情人士提供的南方证券下属某分公司有关《吸收资金奖励办法(试行)方案》中可以看出,南方证券分公司为了融资,甚至采取了“全民动员”的方式。《奖励办法》对员工吸收资金的奖励比例以及奖金的计算和发放,均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

  在1997年后,南方证券不惜从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及企业拉资金,并许以高额的回报,保本线最低6%,最高达12%,这部分资金最终投向中国股市,“这些资金少说也有几十亿元。”

  从当时有关金融管理条例上看,央行是不允许信用社的资金进入证券公司或者股市。中国人民银行还在2001年发布了《关于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严禁贷款给个人和企业从事股票交易,严禁发放个人股票质押贷款,防止农村信用社支农资金流入股市。

  而南方证券的高管自然也想到政策限制的问题,但他们采取的是曲线入资的形式。“南方证券从信用社吸收资金采取的手法,一般是先由信用社在证券公司购买一定数量的国债,双方再签订一个国债委托管理协议,这样,南方证券就拥有了对这笔国债的支配权。通过回购,证券公司将国债变现为更加实用的资金来进行运作。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南方证券先将资金借给小的券商或者投资机构委托其买国债;或者,南方证券把自己名下的国债托管到这些机构的账上。两种做法都是为了做国债回购,其目的就是拆到资金。这也是行内暗地里通行的做法。这样做的后果是,使得南方证券国债欠库数量非常之大,具体数额不详,但是量应该很大。”知情人士对《新财经》记者说,这笔资金的数量,在日后被自称为其知情员工的人在网上发帖称有“40亿元”,一度备受关注。

  因为在2003年,已经相继有几家券商倒在了国债回购上,富友证券因为挪用39亿元之巨的国债回购款“猝死”,新华证券也因国债回购“覆灭”。许多人担心南方证券也会在这件事情上,难以洗清自己。

  二、挪用客户保证金

  这几乎已经成了业内公开的秘密,惟一保密的是挪用资金数量。被业内称之为3号令的证监会《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管理办法》给出了一个计算券商是否挪用保证金的公式,《新财经》记者根据南方证券资产负债计算得出,2001年,南方证券没有挪用客户保证金的痕迹,2002年,挪用保证金高达19.17亿元。而证监会早在2001年就发布了《关于执行〈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管理办法〉若干意见的通知》,要求各证券公司在2002年1月之前全部归还被挪用的客户保证金,并对证券公司的自有资金和客户保证金账户分开。在资金充裕下,南方证券开始了更大的委托理财规模,阚治东的上任使其委托理财规模达到历史最高。

  《新财经》掌握的南方证券资产负债表显示,2000年其自营规模为40.45亿元,2001年为41.01亿元,到了2002年,自营规模扩大一倍至83.41亿元。按照有关规定,券商的自营规模不得超过净资产的80%,从“南方证券自营规模图”中可以看出,南方证券显然远远超出了80%的比例,2002年高达364%。

  三、不良资产“毒瘤”

  南方证券旗下的深圳华晟达和上海华德,“隐匿”有南方证券有70多亿元的应收账款,这几乎成了南方证券的一颗“毒瘤”,或定时炸弹。

  1993年全国“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时候,南方证券同样看中海南的投资热点。当年,南方证券在海南、深圳、白塔、长江三角洲等先后买过很多地皮,并在全国建立控股子公司,但随着当年泡沫的破灭,南方证券损失惨重。“有的价格目前仅值两成,除了少数房地产价格还可以保值外,其余大部分实业投资都面临大幅亏损的现状。这里面就不排除挪用了客户的保证金来做实业投资。”知情人士对《新财经》记者说,这些巨额资金支出,使得南方证券在日后不得不负担大笔的财务费用。

  现在,在上海、深圳、广州等地都有南方证券大厦,而且大多豪华,这些地产就占用资金几十亿元,而当时南方证券的资本金仅有10亿元,为了化解这些债务,南方证券开始实施增资扩股计划。当时,中国证监会的有关文件严厉指出,南方证券增资扩股后,募集到的资金应优先归还被挪用的客户保证金,清偿南方证券所属证券营业部通过柜台国债回购所欠个人债务及处理不良资产。

  南方证券的实业投资给其日后带来了非常大的阻力,“这部分不良资产大约有50亿~60亿元。”为了更好地融资,南方证券利用旗下设立的实业公司——深圳市华晟达投资有限公司,作为资产剥离的出处。

  深圳市华晟达投资有限公司的前身是深圳市银信投资有限公司,是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关于《各级人民银行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办法》要求下,于1993年2月成立,主营业务就是房地产开发及其相关业务,属于南方证券独资企业。注册资本5000万元。下属三个公司:深圳宝安银信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兴鑫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南证物业管理公司。随后,深圳银信投资总公司依次变更为深圳南证投资总公司、深圳华晟达投资有限公司。

  起初,成立深圳银信投资有限公司主要是将南方证券的实业部分剥离到这个公司,在随后的公司运作中,深圳华晟达更像一个地产公司。

  在《新财经》记者掌握的1996年深圳华晟达资产评估报告显示,总资产2.64亿元,流动负债1.9亿元,长期负债1.3亿元,净资产5274万元。其主要资金流向就是房地产业务。华晟达在做房地产的同时还进入其它领域,如GPRS等,但都是没成规模。

  华晟达的成立仅是南方证券的第一次资产剥离,这家公司的作用在2000年后得以完美体现。

  2000年底,南方证券计划增资扩股,中国证监会在批复中要求,南方证券“逐步将证券经营机构现有的实业投资和其他非证券业务分离出来。成立实业公司承担非证券资产和负债,实业公司仍可由证券机构的股东享有,各股东持股不变。”南方证券根据这个精神制定出《南方证券有限公司增资扩股中的资产剥离方案》,其中有两个步骤:南方证券用2000年上半年的3亿元分红中的2.5亿元向深圳市华晟达增资,华晟达用这部分钱收购南方证券的实业投资和其他非证券业务;华晟达的股东用其余的5000万元收购南方证券持有该公司的股权。

  随后,南方证券实施了增资扩股,注册资本金从10亿元增加到31.47亿元,其中,公积金转增股本金3.62亿元,另外新股东募集17.85亿元,要求新股东必须以货币形式出资。新进入的股东有21家,其中,以北京首创2.65亿元排在新进股东首位。

  “深圳华晟达和上海的华德都是在配合南方证券的增资扩股计划,经过资产剥离后,华晟达主要是负责南方证券的实业一块,而上海华德主要是负责南方证券自营和委托理财业务一块。”一位知情人士对记者说。

  在增资扩股的时候,南方证券并没有将实业投资的亏损当做不良资产处置,而是将这部分资产划到深圳华晟达和上海华德投资,在账目上,计入南方证券的应收账款,本刊记者从其2001年资产负债表上看到,期初营收款仅有49.7亿元,到了期末应收账款就上升到70.2亿元,这部分资产在当时成为优良资产划出,这部分应收账款在2002年期末上升至74亿元。

  有的新股东在增资扩股后进入南方证券才发现,南方证券70多亿元的应收账款,而且这部分资金全部收回的可能性很小,自己的股东权益受到侵害,但也无计可施。在新股东进入的时候,就开始分担其不良资产,新股东自是喊冤。“有一部分新进入的股东,本身就是南方证券的代客理财客户,因为南方证券的代客理财质量不高,使一部分客户无奈成为其股东。”新股东的进入,一度使得南方证券的实业问题激化。

  四、“麦科特事件”

  2001年6月28日,上市公司麦科特(000150)曝出“欺诈发行上市”丑闻。南方证券因为充当其主承销商而难脱干系。

  据知情人士介绍,当时负责麦科特承销的是南方证券一位副总裁,该人士加盟是因为手上带着麦科特的承销项目。“麦科特上市之前,南方证券与之有长达近三年的频繁接触,对麦科特的欺诈行为不大可能一无所知。”一位律师这样对《新财经》记者说,“由于麦科特涉嫌刑事犯罪,如果南方证券在麦科特事件中的违规行为被确认的话,公司将面临至少一年暂停业务的处理。由于麦科特事件是在《证券法》公布后发生的,如果依法处理的话,南方证券的当事人将面临刑事处理,而公司也可能面临数额巨大的经济处罚。”

  据南方证券内部人士分析,如果此事此次“旧话重提”,相关责任人将会承担其严重后果的责任。

  南方证券涅

  “南方证券尽管问题多多,但它在中国证券市场中的地位注定不能轻易让它死去”,一位业界人士分析说。而接管组如何拯救南方证券,也是人们所关注的。

  接管小组进入不久,就有消息传出,此次拯救南方证券的一个方案就是补充83亿元资本金,让南方先活起来,对于一直在南方证券问题上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观点的有关人士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但也有消息称,由于南方证券曾经有挪用客户保证金问题,此次接管小组进入后,中国人民银行将拿出的83亿元,并不是划入南方证券充当资本金,而是放在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结算中心,以备客户过度提取保证金用。

  一位南方证券高层人士对本刊记者说:“能不能弥补资本金不足问题,是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南方证券亏空问题的根本,只有这样,南方证券才可以彻底地甩掉包袱,以南方证券这几年的发展看,这是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当然,前提是公司做事的人还在,否则也就剩个空壳。”

  但事情并没有想像的如此简单。“南方证券目前亏了多少,目前还难以说出准确数字。“接管小组主管新闻的人士对记者说。

  接管小组此次来了9个人,包括券商、监管部门、交易所等单位,都是业内相关部门的行家,他们的工作就是分别接管南方证券对应的核心部门,还没有到深入查账和准确计算出南方证券亏损数额的地步。

  南方证券被行政接管后,来自各方面的消息版本层出不穷,有称南方证券将被国信证券、首创证券等证券公司接管。亦有消息称,美国高盛(亚洲)股份有限公司将借助其海南子公司收购南方证券的投行业务、而国信证券将收购南方证券广州及深圳营业部。

  “南方证券不会轻易地改弦更张,按照国际惯例,接管小组进入后,应对南方证券的账务和业务进行全面评估,看南方证券到底净资产是多少,亏损多少,然后,按照债权人和债务人以及股东的各自权利与义务,开始重新划定各自身份。”知情人士对《新财经》记者说。

  元月6日10点30分左右,《新财经》记者在南方证券总部大厅,见到自称是北京市商业银行副行长和律师的人前来拜会接管小组组长牛冠兴。“我们这里最近来了很多人,采访的记者是一律不准接待,但是股东单位和相关银行的人员,则是一定会接待的,要给他们讲清楚,南方证券目前的状况和未来初步的想法。”前台办事员对《新财经》记者说。

  按照程序,南方证券的资产评估后,剩下的净资产,先由债权人分配,随后才是股东,目前债权人普遍感到压力沉重,因为,南方证券的亏损究竟有多大,还不清楚,如果资不抵债,这些债权人的资金也将拿不回来,或者亏损巨大。

  中国证券之优与伤

  用已离任的南方证券总裁阚治东的说法,南方证券的困境,折射出了券商普遍存在的管理失控、经营粗放、投资水平低下的现象。从最近券商不断爆发出的危机来看,经营状况严重恶化的绝非南方证券一家。

  南方证券的困境只是国内券商疲惫的缩影。最新的统计显示,2003年前三季度证券行业累计亏损额已高达34亿元。以此推算,2003年券商的亏损额将会超过上年37亿元的亏损纪录。

  在全部131家券商中,前三季度亏损的有98家,累计亏损额达到41亿元;29家券商前三季度实现盈利,累计盈利额约7亿元。而2002年有60家证券公司实现盈利,只有65家公司亏损。

  券商亏损的主要原因是证券公司的收入持续下降。券商赖以生存的经纪业务一直占据着收入的半壁江山,但2003年的处境却是最尴尬的。过去,全国证券公司股民保证金余额总量一般在5000亿元至7000亿元之间。但到

  2003年8月,股民保证金余额已经下降到3000亿元左右,这使券商获取的息差收益也大幅度减少。

  投行业务收入的萎缩更加明显,在8月份,投行收入仅为0.68亿元,比7月份减少七成。尽管2003下半年的新股发行提速,大盘股也陆续登场,但并没有解决券商的实际问题。

  2003年券商的半年报表明,自营盘是多家券商亏损的重要因素。其中,万通、大通、西北证券和上海证券的损失最重。一位资深的操盘手透露,只亏损二三十亿的券商,目前算是做得最好的了。一家投资公司的分析报告显示,能养活131家券商的市场,每天交易量应该在600亿至700亿元,目前每天不足200亿的成交状况,仅可以养活大约45家综合类券商。

  对于目前券商而言,自营和委托理财仍然是一笔主要的收入,牛市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从南方证券的发展和沉没,同样可以看到,在牛市反而是风险积聚的时候,只不过这些风险在熊市中集中体现而已。如果,券商最基本的风险控制和内部机制不健全,南方证券不会是最后一家。

  南方证券现象绝不是偶然的,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也不是偶然的。已经到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证券市场问题的时候了,但是,谁能拿出既治标又治本的方案呢?

  注:因为南方证券目前处于敏感时期,接受本刊采访的南方证券一些高层、阚治东的朋友和记者“约法三章”,不得披露被采访人的姓名,因此,本文以知情人士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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