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球企业家 吴阿仑
距深圳东边数海里处，有一个5平方公里的“三门岛”。与都市的喧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里拥有两个细沙滩、三个卵石滩、五座山峰；293种鱼类；485种植被，海豚、苍鹰、白鹭经常出没……一幅世外桃源的味道。
41岁的王树春现在是这个小岛的主人。十几年前，他借款5万下海，靠做贸易以及房地产迅速积累财富。5年前，他买下“三门岛”50年的综合开发权，开始按自己的意愿来开发这个小岛—最大程度保持海岛原貌并体现品位。王将从有意到这个“世外桃源”置业的人当中，严格挑选大约100位“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有爱心、讲究生活品位、有一定环保能力”的财富人士和社会名流，建立一个封闭式的联盟会员制俱乐部。王把开发小岛以前的商海生涯看成是自我实现的过程，此后，则主要在小岛上修身养性—“出出海，钓钓鱼，爬爬山，会会亲朋故友，再凭自己的爱好做点文化事业。”这位被称作中国最大私人岛主的富豪眼下还是一个钻石王老五。他精力充沛，与人谈话总是妙语连珠。王自豪地称自己为超车、超船、超音速的“三超男人”，他喜欢亲自驾驶游艇将参观的客人送往岛上、总是将游艇开得快到足以令胆小的女客人失声尖叫。如今，王的公司每天都要接到大量关于三门岛的咨询电话。“很多企业家都是专程飞到深圳、并且要连夜赶到岛上，看过后渴望能在岛上拥有一栋别墅以享受闲适生活。这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的确如此。1993年1月出版的《华尔街日报》从中国新富对瑞士名表、意大利高级西装的着迷中看到了一个奢侈品消费大国的前景。事实上，市场经济体中的中国新富阶层崛起的速度远高于西方观察人士的乐观预计—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调查表明，现在中国的千万富翁约有1万名，亿万富翁约有1千名。
但近些年来，在民营企业主种种抓住机遇一夜暴富的神话弄得人们心旌摇曳的同时，他们的穷奢极欲、为富不仁也触发了社会上“仇富”情绪的迅速增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60%的人相信富豪们的财富是通过非法手段攫取。与之相对的，颇受北京市民欢迎的《北京青年报》近日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对于靠技术起家、并把大笔财富捐赠社会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钦佩”和“崇拜”仍是国人对他的主要看法。
如今，像王树春这样的新贵正通过自己的行动极力表明:迅速创造并挥霍财富不再是他们惟一擅长做的事情，幸福而有品位的生活已成为他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一个古老而无定解的问题再次摆在人们的面前：金钱能买来幸福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和速度日新月异，但许多研究发现，人们的幸福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压力反而增加了。
到底什么才是衡量“真正财富”的标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经济学—以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心理学家卡尼曼的“前景理论”为代表—的人士给出了有异于传统经济学的答案：人们是否幸福，事实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
诸如时间性的比较或社会的比较—你周围的人现在已经都住在更好的地方了，即便你住在别墅里感觉舒服，也不会非常开心。
还如“脉冲式”的快乐—长期过着优越的生活而没有什么变化并不意味着你比一般人幸福，如果不时有一些像旅游、探险这样的起伏变化，就是另一番洞天。
结论便是：人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幸福。
中国的新富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更健康七、八年前，当王石，深圳万科集团董事长，背起一大包登山用具向山上进发时，他感到的是孤独。因为当他开始喜欢登山时，发现身边的企业家朋友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思像他一样，去进行这样一种费时甚多、需要长期离开公司且极具冒险性的运动。王石甚至听到过这样的指责：“假日花钱登雪山受这么大的苦，精神上有问题。”但现在，每当王石去登山，总可以找到一些固定的伙伴结伴而行，比如万通集团的董事长冯仑。当初的奇怪眼光也变成了欣赏。近两年来，离开了管理第一线的王石大约1/3的时间是在山上度过的。
“登山是个人的爱好，万科是公司的事业，这一点我分得很清楚。”王石说，“登山已经成为我的生活方式，我不会因为工作而舍弃它。”王石从事这种带有极大风险性的运动，始于他在一次住院后对健康的异乎寻常的渴求。1995年的一天他感到左腿疼痛难忍，诊断为腰椎血管瘤压迫神经，医生警告有下肢瘫痪的危险。“当我意识到我可能会在轮椅上度过下半生时，我作了一个决定：赶在瘫痪前做一件一直想做却没有实现的事——攀登珠峰。”后来王石并未瘫痪，但从此他对登山运动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
在万科集团网站王石的个人专栏上，写着一句引自捷克作家兼总统哈维尔的话:“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以珍惜健康为最初出发点，王石的运动项目从登山扩展到滑翔、滑雪等等。他还发起成立了一个由200多名企业家组成的滑雪俱乐部，每年聚会一次。
为了健康，众多商界人士已经不再局限于会议室或卡拉OK室甚至高尔夫球场，他们也减少了在饭桌前饮白酒的次数，尽量代之以啤酒或葡萄酒。
“那些缺少健康观念的老板们坐在酒桌上，为了生意上的应酬，暴饮暴食。我就见到过一位广东老板将胃吃坏了，而不得不切除掉1/3。”在一家跨国公司任中国总经理、同时也是联合国开发署水务督察体系专家的高中说。
高曾在德国和瑞士留过学，在英国及法国工作过，有着著名的地中海俱乐部会员身份。他说，很多外国富翁的肤色是古铜色的，体形象运动员。相比之下，很多中国新富的样子就太可怜了。
今年54岁的高看起来远远小于他的实际年龄，这得益于他多年一以贯之的良好生活习惯。这位身兼国际、国内各种组织20多种职务的繁忙人士，现在每天通过打篮球和上健身房保持体魄的健壮。他的一大雅好是在冬天的雪地上裸体与友人下棋。另外，他可保持单腿站立的“挺拔姿态”达1小时之久。
更轻松对于北京康岛广告公司总经理伍卫嘉来说，接触外界、进行多样化尝试是与经营年利润达3000万的广告公司同等重要的事情。这个35岁的湖北人，滑翔、飞伞、野外摩托、滑雪等运动样样都达到专业水平。凡是可以参加的比赛，他准会去。比赛期间，公司里的任何人都无法联系上他。
比他年长的王梓木对运动的态度要稍为温和一些。49岁的王掌管着13亿元资产的华泰财产保险公司。每个周末，无论事务多么繁忙，王都要与朋友一道去京郊滑雪或者骑马。一度，他是青鸟健身中心的常客，直至在家里安置了一套健身器材。
哈尔滨出生的王梓木从少年时代就表现了善于突破被动局面掌握自己命运的个性，改革开放后他成为黑龙江党校经济学教研室教师，1984年在中央党校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工作，1991年，他被调入成立才不久的国家经贸办，由处长一直当到综合司副司长。
1996年，王放弃了在官场的升迁机会。凭借自己在政府机构建立的信用及广泛的人脉资源，他从跨24个行业的63家大型企业那里筹集到13.33亿元资金，组建了华泰财产保险公司。王梓木任董事长兼CEO。
目前，无论在公司的成长性方面，还是在与外资合资的步伐方面，华泰都有不错的成绩单。尽管这是一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行业且身为公司运营者责任重大，但王依旧感到从容。这大概首先与他的个性有关，他喜欢刺激、敢于接受挑战。这在他进行骑马、滑雪、冲浪、潜水等活动时表露无遗。他极其喜欢冲浪时遇到一场“完美风暴”、体验破浪而出的那种感觉。
“我很重视教练对我进行的专业指导，但只要我一认为我掌握了技术，我很快就想去尝试放手一搏的感觉。”为此王也付出过代价，在一次滑雪时，因为动作难度太大，摔坏了腿。
但王也善于为自我减轻压力。“一家公司靠一个人是做不成功的，作为领导者，你要有激情和判断力，赋予大家一种共同使命和目标，并且懂得分工，不属于你管的，坚决不要去管。”王举例说，他接触过的一位外国大老板每个周末都可以轻轻松松地与家人一起度过，当有一次王梓木向他问“你在周末不需要陪你的客户吗”这个问题时，他的答复是：“陪客户那是客户经理的事。”王有着一个三世同堂的和睦家庭。妻子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很多年来，王梓木每年坚持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春节时将全家及亲戚共十几口人集中起来，组成一个旅游团到世界各地旅游。
“我就是旅游团团长，负责带着大家一起玩，全心全力尽这份责任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过程，而且平时无法交流到的东西可以在这个时候得到交流。”王梓木说。
相应的，在“平天下”的目标上，王的胃口是适度就好——目标太大，压力也太大，企业家的心理就容易扭曲，相对宽松才会做到从容。他给华泰定的目标是：做一家稳定发展的高品质保险公司。
对待生意的态度在一部分企业家那里变得举重若轻了——本刊就此话题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将近50%的企业领导将生意看作是一项够挑战的游戏。
更开阔当然，并非每一个企业家都能在压力面前保持气定神闲。一项调查显示，30-40岁之间的企业家53%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83%的接受调查者都表示，工作压力太大；其中78%的被调查者有过心悸、失眠、易怒、多疑、抑郁等症状。
在一些商界富豪身上出现的荒唐举动，多半源于过重压力下的畸形发泄。比如广东一位个人实际资产达80亿的房地产大亨，建有一栋高级公寓楼，楼内每一房间均住着一位他的情妇。浙江一位企业家为了发泄心中烦闷，开着自己的宝马车往路边树上撞，结果自己在医院呆了两个月……
北京新华信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赵民认为，在中国做企业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都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要复杂得多，因此对于企业家来说，企业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要过问到，有时就像一个保姆，这也影响到企业家的业余生活及心理状况。
在赵看来，能够真正超脱、体会到幸福的企业家一般是在传统产业里发展超过10年的公司的创办者，或者新兴产业里发展超过5年的公司的创办者。因为他们已经迈过了发展阶段，进入成熟期。对于尚处于这两个时间阶段内的企业创办者来说，痛苦感觉要多于幸福。
王梓木的减压之道是：不要封闭自己，多多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外界、加强学习。最近让他颇受启发的两本书是《首先，打破一切常规》、《从优秀到卓越》。每次只要一有各种培训、学习及聚会机会，王梓木总是抽出时间来参加，学习的主题无所不包：从烹饪，拉丁舞，到计算机，会计，再到保险老本行。
俱乐部也是王放松自己并且与其他富人交流的好地方。在那里，人们之间容易相互熟悉了解并产生人格方面的信任，“因此有不少生意是在俱乐部里谈成的。”另一方面，俱乐部也是进行娱乐和开阔视野的好地方。
随着像王梓木这样的商界名流对俱乐部社交形式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重，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也迎来了春天。老牌的长安俱乐部2002年所接纳的会员人数与1997年相比提高了2倍多。
一些企业或个人也加入到这股潮流中来。比如万科王石组建的滑雪俱乐部，韩国SK集团中国总部CEO谢澄组织的高尔夫俱乐部。
“从‘性交’到‘社交’的转变，说明了中国富人的品位在逐步提高。”一位关注富人群体特点变化的社会学者犀利地评价道。他认为，对于新富一代而言，知识、见世面因素仅次于健康的受重视程度。
你可以把这一切理解成是一场中国新富阶层精神上的“洋务运动”。
1990年代后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文化观念及生活理念被跨国公司及海外归来的创业者们带到了中国。很容易看到，那些跨国公司的管理者以及大批海归派身上具有的更注重享受富有品质的生活、更注重个性的发挥、甚至互联网经济时期将娱乐及玩的精神带进工作等，都有力地冲击着那些有些传统和老套的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
不过，与“海归派”相比，国内的民营企业老板及股份或国企的负责人可能显得更“土”些，但更具经济实力，也更务实和谦虚。一旦他们从前者身上学到了新的理念之后，更易成为“富且幸福”的人群的中坚力量。
不难想象，过程中，一场启蒙运动仍是非常必需的。
对于大多数新富来说，缺少文化也是影响其生活品质的瓶颈。出席过今年2月底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王梓木说：“发言的企业家大多讲话质量不高，讲话超时、有用信息含量低却自己觉察不到这些缺点。”出国旅游被视为能开拓富人视野的一条时髦路径，但实际上大多数的出国旅游都被行家讥笑为“驴游”——从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走马观花地看过去，最后一无所获。而国外富人旅游的概念更多地与度假联系在一起——找一个想去的地方，订一个酒店或度假山庄，住上半个月到一个月，细细品味当地的风土人情，享受在那里的每一分钟。
在社会学者看来，过高的优越感也不利于富人获得幸福：在国外，拥有几十亿美元资产的富翁还坐地铁，保持与普通人的联系；在中国，资产超过1亿的富有者就整天坐自己的轿车出门，因此缺少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这实际上造成了自我封闭。
在这种定势中，富人社会责任感的缺乏在所难免。目前中国还比较缺少主动为环境、为更困难的人群做点什么的富人。针对灾区捐资捐物、资助慈善事业的富人和企业更多是被迫的，或者出于姿态，有的仅仅是为自己的仕途添一块砖。与国外投资慈善事业的风气相比，目前国内富人的剩余资产不大，也没有足够的慈善事业理念。而事实上，众多研究者都指出，社会责任感是“幸福”的重要因素。
这并不是需要每个新富都得像比尔·盖茨那样一掷亿金。“首要的是将企业办好，办成优势企业，健康、合法地用足社会资源来求得企业价值扩大化，而不是浪费社会资源。”王梓木说。-(本刊记者申音对本文亦有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