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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03年9月，福建省自2000年以来有科级以上官员辞职、提前退休、离岗待退共563人，其中辞职下海238人，辞职下海的领导干部中有厅级干部9人(据1月8日《海峡都市报》)。
弃官从商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作为曾经的政府官员，他们为什么要选择离开？选择什么样的方式离开？这些仍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我注意到，除了温州原副市长吴敏一曾经详述过自己离开官场的前因后果外，其他离去者大多语焉不详，这就使得“弃官从商”现象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也成为外界众说纷纭的最大原因。
这种弃官从商现象，至今不能透明化，民众不清楚弃官从商者的真实情况，相关的政绩审核虽有相关部门在做，但做完与否、调查结果如何，却对外界不发一词。外界依旧疑惑着，于是下一次遇到此类情况，民众又不免担心。
要让弃官从商现象规范起来，少不了监督和约束，而监督不是依靠封闭状态下的内部监督，需要的是开放式的外部监督，或者说是民众监督。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公众已通过赋税等方式支付了政府信息收集所耗费的成本，因此这些信息不应成为政府官员的私家收藏，而应该为公众所普遍享有，这和政府的桌椅及建筑设施以及其他固定资产为公众所有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公共信息的获取成本是公众支付，其产权及收益也应该归于公众，而不是政府，更不是政府官员。
在弃官从商现象中，所有弃官从商者的信息，都应当交由公众去评判，因为他们以往掌握了大量公共资源——权力，而即将掌握商品资源——金钱，这两大资源之间，如果规范不当，很容易产生资源互换。因此，在这个过程中，要防止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资本，公众对公共信息的无障碍使用是必需和必要的。
专家曾经设想过很多关于规范弃官从商者的措施，比如要有一个过渡期，官员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方可进入营利机构。但专家的设计再精致，如果这种操作依旧仅仅局限于政府的内部流转，那么很容易导致某些特殊利益内部交易。公共信息的掌握者越多、分摊的信息管理成本就越低，而期望内部交易者会发现自己的交易成本越大；反之亦然。这种成本消耗，会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
作为曾经的政府官员，他们为什么要选择离开？选择什么样的方式离开？这些问题不应该只有离开者和少数人“心知肚明”，而应当“大白于天下”。作为一个公民，我希望了解，也有权了解这些情况。
□张平(四川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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