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占恒
新世纪伊始，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合作与发展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这一轮长三角热有着与以往不同的深刻背景，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趋势，同时也提出许多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需要进行认真思考和把握
长三角一体化融入国家发展战略
长江三角洲历来是我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上世纪90年代初，党中央作出开放开发上海浦东的战略决策，推动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使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国内外人士关注的热点。目前，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新技术革命、国际资本流动，以及我国加入WTO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作用下，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其中，长江三角洲地区正日益成为外商投资的热土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
一是现代化发展进程的要求。长江三角洲地区有着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区位优势，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丰富，市场化进程、对外开放度和政府管理水平都比较高，完全有条件加快一体化发展，成为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试验区”。
二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目前，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成为2003年全国“两会”的重要议题。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长江三角洲地区要淡出“楚河汉界”，打破行政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推进一体化发展。
三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自身发展的要求。经过20多年的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越来越紧密，上海经济、贸易、金融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离不开苏浙的支持，而苏浙的发展更离不开上海的集聚和辐射。随着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完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同城效应、同区效应越来越明显，企业和居民对一体化发展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
接轨上海与接轨国际
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快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内市场日趋国际化，接轨国际规则，提高国际竞争力成为沿海地区发展的目标。在这样的形势下，接轨上海与接轨国际并非矛盾，而且是找到了一个接轨口，可以依借上海这个对外开放的较高平台，借船出海，借梯登高，更便捷地接轨国际。浙江许多地区和企业正是经过与上海合作的操练，才增强了接轨国际的能力。
有人认为，上海没有什么大企业，没有什么名牌产品，没有什么领先的机制，无需接轨上海。其实，上海这两个字就是响当当的国际品牌。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几年来，上海大力推进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建设，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较为发达的金融贸易服务业，较为规范有序的社会管理和法制环境，集聚了丰富的科技、教育、人才和信息资源，已逐步成为外商云集的国际大都市。目前，上海有外国设立的总领事馆40个；荣誉总领馆2个，商会52个；在上海投资的国家和地区95个，世界500强企业中有300多家在上海落户；在上海的外资银行53家，世界排名前50名的外资大银行有80%在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的地区总部或中国总部194家，研发机构78家，采购中心38家，投资性公司58家，成为吸引国际资本与技术的强大磁场。尤其是今后10年，上海以筹办世界博览会为契机，全力打造上海新形象，必将进一步提升上海的国际地位，增强中心城市功能和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带动作用。
对上海的国际地位，浙江的企业比政府认识得早，行动得快。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浙江—些大企业就纷纷将公司总部或研发总部、销售总部迁移上海，依借上海的品牌、市场、资金、技术、人才资源以及国际运输条件，发展壮大自己。目前，浙江人在上海创办的各类企业有5万多家，总投资600多亿元，年销售产值1000多亿元，而且其中不少企业通过上海这个平台“走出去”，有的走上跨国公司的发展道路。
接轨上海与学习江苏
江浙分别位于上海的北翼和南翼，改革开放以来，江浙两翼齐飞，但发展道路不尽相同。尽管许多专家学者对以苏南为典型的江苏模式和以温台为典型的浙江模式作了大量研究，但我觉得，江浙发展模式的根本差异在于，江苏是两条腿走路，即内源经济和外源经济结合，浙江是一条腿走路，即主要靠内源经济。很显然，两条腿走路要比一条腿走路有力、稳当和持久。
江苏的两条腿走路是主动接轨上海，善学浙江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江苏靠率先发展乡镇集体企业培植内源经济，而且及时抓住机遇进行两次大的制度变迁。一次是引进外源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抓住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派出大批人马进驻上海，仅政府驻沪办事处就多达670人(有人形容这是把江苏的小政府搬到上海)，加上大量非编制人员，共有1000多人，这还不包括各市县驻沪人员，而且率先打通通往上海的高速公路，目的就是利用上海招商引资，把外商在浦东谈不成的项目接到苏南去。10年过去了，现在江苏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浙江的3倍以上。2002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江苏103.7亿美元，浙江只有31.6亿美元，还不及苏州(48.12亿美元)一个市。再一次是改造内源经济。上世纪90年代末，江苏悄然进行产权制度改革，3年过去了，目前江苏乡镇集体企业改制面达97%，内源经济活力增强，民营经济成为江苏新的经济增长点。
浙江与江苏在接轨上海、引进外资上的差距，实质是发展思路上的差距。引进外资决不是简单的资金问题，而是经济的开放度问题，是与国际接轨的制度建设问题。浙江在接轨上海、引进外资方面落后江苏，带来多方面影响：一是在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江苏优先连通上海，而浙江优先连通杭甬，导致区位优势和经济基础与苏南相当的杭嘉湖地区发展缓慢。二是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江苏主要依靠引进一大批投资规模大、技术水平高、产业关联度大的外资项目提升产业层次，而浙江主要抓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依靠民间资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产业层次提升缓慢。三是在龙头企业成长方面，2002年江苏有14家销售额超百亿元的大企业，这些企业成为江苏技术创新、参与国际竞争的“领头羊”，而浙江只有3家，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四是在区域经济竞争力方面，苏浙的差距可以概括为，浙江百强县多，江苏百强县强。在第二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排序中，江苏20个，浙江24个，但排位前10名中，江苏有6个，浙江只有1个。2002年，县城财政收入比较，江苏有4个县级市超过40亿元，即江阴45亿元，张家港43.1亿元，昆山41.52亿元，常熟41.5亿元，而浙江最多的萧山区也只有33.2亿元。五是在应对加入WTO方面，江苏外资企业多，这些企业本来就是按照国际市场规则运作的，很少遇到非贸易壁垒限制，而浙江内生企业多，不大懂得国际规则，因而遇到的非贸易壁垒比较多。六是在政府管理方面，外商与内商对政府的要求不同，外商讲规范、透明，依法办事，内商讲关系、人情，凭关系办事，江苏外商多，政府主动服务、规范服务意识强，积极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环境，使外商引得进，留得住，做得大，而浙江外商少，对政府主动服务、规范服务的压力小，办事效率不高。
是竞争也是合作
长江三角洲合作与发展，不可能延用传统计划经济的模式，由国家计划安排沪苏浙三省市的建设项目、投资规模、产业分工、经济往来等。也不可能参照西部大开发的模式，由国家政策导向并使用财政转移支付和沿海省市对口帮扶西部地区等措施。而只能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即坚持市场主导，政府推动，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坚持企业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进一步加强政府引导、协调和服务，逐步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规范市场秩序，为技术、人才、资金、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动，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
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建立在竞争基础上，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合作才能深入和持久。因此，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合作，竞争是基础，利益是根本，合作是手段。但由于与利益的关联度不同，不同领域的竞争与合作程度不完全一样。比如，在产业领域，总体上以竞争为主，但农业和服务业互补性强，合作性大一些，而工业互补性弱，竞争性大一些。又比如，在信息、科技、教育、人才等知识密集领域，这些资源的使用不仅不会贬值反而会增值，总体上更易于开展合作。再比如，在交通、通信、环境整治等公共产品建设领域，市场力量和企业作用有限，主要靠政府合作来解决。总之还是两句话，市场能干的事由企业去干，市场干不了的事由政府去干，但也要运用市场手段。
当前，浙江接轨上海，推进合作要进一步统一认识，明确目标。把“北接上海，东引台资”作为浙江新一轮发展的突破口，按照“虚心学习、主动接轨、真诚合作、实现共赢”的思路，充分利用上海这个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大力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加快推进国际化进程，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充分利用上海科技、教育、人才和管理资源，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增强综合竞争力；充分利用上海在观念创新、体制创新、服务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方面的经验，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以推动建立长江三角洲地区统一的市场规则和政策为目标，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地区封锁的格局，消除不合理的行政干预和区域内的市场壁垒，提高政府的规范服务、主动服务水平，为外商自由投资、要素自由流动和商品自由交易创造良好的环境。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2月02日 第十五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