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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杨
1990年代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呈现出新面貌。尤其在淮河和太湖“零点行动”、“一控双达标”、“关停十五小”等行动完成预定目标后，重点地区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污染得到较好地遏制，1999年后工业污染在废水排放量等主要污染物上的污染负荷比重中已让位于生活污染，47个环保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普遍呈现恢复态势
。但也应该看到，在城市环境日益改善的同时，农村环境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各种污染与生态问题交织在一起，不仅影响了数亿农村人口的生活，而且威胁到他们的健康，甚至通过水、大气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终影响到城市人口。
根据资料，可以将造成农村环境问题的来源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农业生产造成的面源污染及土壤污染。
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的开发已接近极限，化肥、农药的施用成为提高土地产出水平的重要途径，而这种“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是面源污染最为重要的来源。由于面源污染难以有效控制，会造成湖泊等水体的富营养化，使之失去生产和生活的使用价值，面源污染的严重性因此逐渐显现出来。目前对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控制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对解决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太湖、三峡大坝库区、杭州湾等的监测资料都表明，悬浮物和大部分氮磷来源于农田径流。除了湖泊富营养化外，面源污染还造成地下水污染甚至食品污染。在我国强化工业和城市生活污水治理的同时，面源污染的控制也应积极开展和加强，否则水体污染不会得到根本性的好转。
然而，农业面源污染分布面积广，污染在空间上、时间上的不确定性较大，加之长期以来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缺乏系统、可靠的基础资料，对面源污染的研究、监测和控制工作都才刚刚起步，对面源污染的组成、面源污染对流域水环境污染的贡献情况和全国面源污染的发展态势等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另外，农用地膜带来的土壤污染和华北地区农村的秸秆和垃圾燃烧产生的污染也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环境危害，我国对这方面的情况也缺乏全面的调查和研究，对土壤污染导致污染疾病的总体情况并不清楚。这种情况下摸清面源污染的状况，进行适合我国国情的面源污染控制技术与政策研究已是我国环境污染治理的当务之急。
二是由于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小城镇和乡村聚居点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化倾向日益明显。但与城市相对规范的规划、较完善的基础设施相比，小城镇和乡村聚居点在这些方面明显落后，脏乱差现象突出。这种基础设施落后于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现象甚至没有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显著改善，对卫生和健康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由于我国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经济条件和环境背景都相差甚大，在不同的地区这种滞后引起的问题也迥异，因此了解各种发展条件下这些点上由于滞后产生的问题并提出对策是城镇化发展中的必要工作。
三是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污染。
农村工业化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受乡村社区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绝大多数乡镇在工业化进程中忽视了环境规划和治理，致使局部地区污染严重。尽管实施了一系列国家级整治工业污染的行动，但由于企业生存的经济环境、基础条件及管理水平的限制，除了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的大城市近郊，其它的乡镇企业在布局上仍然呈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局面。这类企业中的大多数设备相对落后，产品技术层次不高，环境保护意识薄弱，因而环境污染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污染还通过污水灌溉、固体废物不当堆放等形式将有害物质转移到农作物上，使大范围的人群受害。近10多年来，工业化畜禽养殖业又成为新的污染源，在河网密布地区这种污染甚至已经超过工业污染。而诸如河北的废品回收加工、贵州的土法炼焦等已屡屡在当地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如果不能迅速规范，找出相应经济条件下的出路，乡镇企业的污染不仅会延缓工业化进程，也会对环境安全乃至社会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然而，乡镇企业的环境治理对于中西部来说由于经济实力不够、政策缺位（缺少进园机制的推动），同时地方保护相对较重，在这种条件下如何解决包括集约化畜禽养殖企业在内的乡镇企业的污染，既缺乏统一政策也缺乏示范模式。尽管我国在乡镇企业污染治理上已取得一定成果，但这主要靠国家级行动中临时性的齐抓共管，能够起到经常性作用的制度环境和投入机制尚未建立。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必由之路，而通过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解决农民的出路是其中的重要过程。随着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小城镇建设的普及，如果不重视环境问题，势必出现农村环境污染的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的局面，这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不吻合的。因此，对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制定有关政策，保护农村环境。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政策及研究对农村的生态环境关注不够，尽管从宏观上已经明确这三类污染是影响社会发展乃至产生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但具体的影响程度、作用机制情况不明，难以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也就是说，当前针对农村的环境政策，尚不知道需要解决什么问题。通过研究可以在宏观政策层面做到有的放矢。
二是将农村环境保护体现在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计划和规划中，提出农村环境问题解决的资金渠道或资金来源。不同发展程度的农村需要重点解决的环境问题是不同的，我国对农村环境治理的投入本来就很有限，而这有限的投入还没有注意分区域分类别解决问题，这就需要特别重视资金投入的方向。这方面的研究也是欠缺的。因此，有必要根据不同类型的农村环境问题，有针对地提出预防和治理环境问题的政策和方案。
三是重视农村环境保护基础体系建设问题。过去，在农村环境问题上政策和投入没有跟上，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环境监测和统计在农村地区存在明显漏洞，甚至根本就没有这种监测和统计资料，这也是农村环境的具体情况好像明白又不清楚的内在原因。广大的农村和乡镇这方面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这使我国农村环境问题难以得到准确及时的反映。
总之，农村尤其农村聚居点在人类活动影响力有限时环境容量相对较大，环境问题不突出。在农村现代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对于这些因素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应该有透彻了解并有恰当的政策应对。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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