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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主笔 许知远／文
“一开始，她总是忘记把钥匙放在了哪里，接着她的精神总是极度忧郁，对生活丧失了基本的热情，再接下来四肢无力、无缘由地歇斯底里，她的肌体完全失去了自卫能力，任何轻微的感染都可能将她推向死亡的边缘，她还彻底地失去了理智，会自己撕破刀口上的缝线，最终在药物作用下的昏迷中她离开人世……”死于1995年11月底的英国人米歇尔·鲍恩
经历了一名克雅氏病(CJD)患者可能遭遇的所有苦难，科学家对这种罕见的病症只能解释为患者与“牛海绵脑状病”发生了联系。自此之后，“疯牛病”成为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名词之一，尽管第一例疯牛病最早在1985年就被发现，但只有到了1990年代中期，人们才惊恐地发现，这一病症的种种变体也可能传染给人类。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反反复复地屠杀了牛、果子狸与鸡鸭……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与各种病菌做战的历史，在人类征服自然与其他动物的过程中，这些动物也从未放弃它们本能的抵抗。麻疹、天花与肺结核来自于牛；流行性感冒来自于猪和鸭；百日咳来自猪、狗；恶性疟疾来自于禽鸟；黑死病来自于老鼠；爱滋病来自于非洲绿猴……而且全球化与病毒间的密切联系也绝非什么新鲜事，在罗马时代的贸易路线就把欧洲、亚洲和北非连接成某个病菌繁殖场；一场天花在公元165年—180年间就杀死了几百万罗马人；而中世纪来自亚洲的黑死病则几乎使欧洲人灭绝。即使时间到了20世纪，发生在1918年的一场流感杀死的人也比一战中所有交战国的死亡人口总和要多……只不过，这些流行病在我们时代爆发得越来越频繁，传播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从马车与印刷机时代到飞机与计算机时代，病菌与我们共处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它或许不会再像从前“不文明时代”时那样，造成长久与惨烈的损失，但它的频繁性与迅速的传播速度与传播范围，同样令人惊恐。在刚刚过去的12个月中，世界与中国已经领教了两次大面积的恐慌，从SARS到禽流感，整个亚洲在不断颤抖，当我们刚刚开始忘却时，它又卷土重来。
“这是对人类健康的全球性威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李钟郁说，“我们现在必须开始一场艰苦、高投入的工作。”仅仅在几年前，谁会在意WHO是一个怎样的组织，人们谈论的是IMF与世界银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是IMF的经济学家们迫使受灾国的财政部交出它们的权限，而现在，拥有少得多的资金支持与政治资源的WHO驻各国的代表们却占据了显要的位置，他们对于信息公开的要求前所未有地改变了这些国家的政治面貌。
是的，恐怖主义仍是全球最重要的威胁之一，但我们的世界很可能面临一场同样严峻的考验。著名的咨询公司“全球商业网络”的创始人彼得·施瓦兹(Peter Schwartz)在2003年出版的《不可避免的惊奇》(Inevitable Surprise)中预言道，我们很可能不可避免地遭遇到过去100年中的第三次全球性瘟疫(Global Plague)。前两次分别是1918年的流感，它杀死了2000多万人，第二次是爱滋病，它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超过1亿。根据这两次经验，施瓦兹总结出新的传染病的基本特色：1、它有一个很好的孵化场所，病菌可以不断演化、变形；2、有很长的潜伏期；3、有一个庞大的可供传染的人群；4、有一个很好的传播系统，现代交通工具显然符合要求；5、对于疾病的无知；6、政府与公众否认它的严重性……
最初，我们相信疯牛病不会传染到人，禽流感只在飞禽之间传播；现在，当我们相信大规模宰杀可能染病的鸡群就可能控制疫情时，一位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又说，这样简单的策略很可能帮助病毒演化到对人类具有更直接威胁的形态。
错综复杂、彼此矛盾、大肆渲染的各种信息，是人类在任何一场威胁前的本能反应。但施瓦兹总结出的对待潜在威胁两种最可怕的态度却值得警惕：无知与否认严重性。在过度反应与迟缓反应之间，政治家可能越来越被迫地选择前者。在一个吉登斯所说的“风险社会”中，更为灵敏的反应可能比什么都重要，它既包括开始的迅速，也包括结束的迅速。在更为宏观的范畴内，我们必须接受的一个现实时，我们可能必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和这些病毒共存，直到这次全球性瘟疫的浪潮开始衰落为止。在这个过程中，2003年12月28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的好：“如果世界卫生组织拥有中央情报局一半的预算，更多的生命就可能被挽救。”或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要面对恐怖主义与全球性的病毒双重战场，它们都因我们越来越密切的世界联系而生，也随时可能终止令我们生活变得日益丰富与方便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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