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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转型中的我国政府在应对各类危机中，正不断提高快速决策的水平，增强快速反应能力。但是在一些危机事件中，也不断暴露出各级政府危机状态下快速决策系统现有的种种困境：
第一，危机决策意识不强。
第二，在快速决策的组织架构方面存在缺陷。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公共危机应急处置专门机构主要有：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国家森林防火总指挥部，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公安部消防局，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国家核事故委员会，民航总局航空委员会，中国旅游紧急救援协调机构，卫生部国际紧急救援中心，全国疾病防控中心等。这些机构一般是危机频发的领域，日常运作都是由部门或行业协会管理和承担，部门色彩较浓，没有建立全国性的危机管理常设中枢机构，由于缺乏国家与地方的有机结合，出现危机事件后主要是依赖各级政府现有行政设置分层决策，形不成统一、权威、高效的危机决策核心。往往是重大危机事件发生了才临时组建指挥中心，智囊机构衔接不上，也发挥不出参谋咨询作用。
第三，决策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对于非常规决策应有一个向公众宣传的渠道，如果正式的传播通道不畅，必然小道消息漫天飞。
第四，快速决策工具缺乏创新。决策中枢不能有效利用″外脑″和各种先进的决策技术与方法。
第五，快速决策法律依据欠缺。危机管理不仅取决于决策技术层面的有效性，往往更注重应对决策的政治合法性。它不仅包括法学的内涵，更涉及到政治学的意义。近几年来，我国已经先后颁布了有关公共危机应急处理的十几个方面60多个专门法律法规，但部门色彩太浓，相互独立，很难整合协同运作，至今没有一部统一应对紧急状态的专门法律，在面临危机时，对关系到公权与私权的重大事项，行使非常态的方式、手段、措施等危机管理权缺乏法律规定和保障。
危机决策系统的改进应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转变危机决策观念。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并且日益广泛地渗透和影响着其他生活。危机发生和应对的背景更加错综复杂，决策的价值观也要相应转变。
第二，优化危机决策系统的组织架构。首先，应建立高效、统一、权威性的国家危机管理委员会，设置综合性的危机决策中枢，整合现有分散在各部委的应急事务处置机构，协调各地危机管理的重大决策，收集相关危机信息，对可能发生危机的征兆、强度、趋势作出研判，适时发出预警并启动反危机动员机制。其次，强化危机决策智囊机构，建立专家会商和紧急咨询制度，针对预警信息，模拟危机情境，研究制定供危机决策的备选预案。再次，提高地方政府危机决策能力，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整合力量，加强合作，强化″一把手″在危机管理中的职权和决策咨询系统，对重大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实施政治问责制，进一步健全地方危机预警和快速反应能力。
第三，提高危机决策的创新能力。运用各种信息网络技术以及运筹学、对策论、系统工程等现代管理工具，建立快速决策技术支持系统，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和应对效率。由专门机构独立调查、公开甄别危机诱因，建设危机事件″案例库″，举一反三，引以为鉴，为危机决策和管理提供新的方法。
第四，优化决策环境。应该健全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抓紧制定我国居于核心权威地位的《紧急状态法》，用法律规定紧急状态下的决策指挥系统的法律地位以及启动程序、信息披露、媒体介入、公民权益约束、非政府部门责任等。用立法手段确立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应对危机的法治原则，提高危机决策公开化、程序化、法制化程度。培育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自治预防机制，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促进我国公共治理结构的完善。作者：桂维民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发布日期：2004-1-29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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