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古老的大学精神致敬 英国名校校长系列访谈
本报记者王尔山英国米尔顿凯恩斯报道
“远程教育”是一个新名词，在中国，它能不能提高一直未能得到正眼看待的“函授”或“电大”的地位是另一回事，但高考至少在短期之内仍将维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特色。这是我在去年夏天收到英国公开大学的电子邮件时对此类机构的看法，当时他们主动询问能不能作为“英国大学校长系列”之一接受采访，而我并不知道以下事实：该校创办差不多一年才在1971年迎来首批学生，逃过关门大吉的厄运，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超过20万学生和客户的英国最大的大学；该校作为英国教学质量最好的大学之一，接受英国质量监督机构QAA检验的23个科目当中有17个获得“优异”的评级，在2003年9月发布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大学指南》的教学质量排行榜占据第五位，超过牛津大学；常务副校长贝伦达·戈利（BrendaGourley）是一位女性，这在公开大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此前她在南非纳塔尔大学出任常务副校长，成为该国高等教育历史第一人。
戈利是猎头公司为公开大学物色的常务副校长，而她之所以答应接受这个新的职位，主要因为她非常推崇公开大学的模式，认为它能给由于种种原因而错过上学机会的人一个新的机会，最终有助于推动社会公正，而这一直是戈利的理想。
一个典型例子是戈利原来住在南非纳塔尔省，当地有8万名教师，其中3万人感染艾滋病，未来几年就会相继去世，与此同时纳塔尔大学每年只能培养400名新教师，缺口很大。为了将每年新增教师数目提高到7000人，纳塔尔大学需要一个合作机构，戈利相信国际性的公开大学可能成为一个理想选择。
这天早上，我们的对话从最根本的问题即公开大学与传统大学的区别说起。
为没有机会的人创造机会
《21世纪》：开放大学与传统大学相比最大的区别在哪里，这类学校在整个教育体系发挥什么作用？
贝伦达·戈利：最重要的区别是我们对入学标准没有要求，完全没有。我们是完全开放的，英国还没有哪个学校能像我们这样开放。我们的学生当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不可能被其他大学录取的。我们这个模式的另一特点是学生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所以世界各地无论多么偏僻的地方都能看到我们学校的学生。比如我们有在潜艇工作的学生，他们在出海的时候仍然继续学习我们的课程。学生们有的工作繁忙，有的需要照顾孩子、老人或身体欠佳的配偶，不可能抽身进入其他大学深造。开放大学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使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面临什么困难，都能按照自己的情况安排学习。比如我们有大约9000名残疾学生，这已经赶得上一所传统大学的规模。我们要做的就是为没有机会深造的人创造机会。
《21世纪》：在你看来，开放大学能不能完全取代传统大学，又或者说它是在承认学生处于不利环境之后做的某种妥协式的安排？
贝伦达·戈利：我觉得，如果你刚好处于18到24岁的年龄层，那么大学体验的意义对你来说就远远超出结伴学习的范围，你能对自己有更好的了解，你从其他学生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这一体验对那个年龄层的人很有价值。不过，如果你已经45岁，现在让你重回学校跟一大帮18岁小孩一起读书，恐怕就不是一种美妙的体验（我们最老的学生已经96岁！）。所以，校园生活在人生某个特定时段确实引人入胜，富有意义，过了这个时段就不一样了，甚至有可能让人产生畏惧情绪，因为不愿意和孩子们相处而拒绝继续深造。
《21世纪》：能不能说，学生在公开大学学习的体验更加着重于知识的获得，而不是品格的培养？
贝伦达·戈利：这得看你学习的具体科目是什么。但我觉得，参加远程学习的人首先必须能够严于律己，否则难以成功，因为一切取决于你，没人盯着你，监督你，这就意味着你有充分的机会培养自己的决心和自律。这也是品格培养的一部分，也确实很不容易做到。
《21世纪》：公开大学没有入学考试，你们有什么办法对学生的能力做一个评估，怎么确保学生具有足够的知识参加学习？
贝伦达·戈利：不错，确实有些学生没法跟上课程的要求，不得不中途退学。有些学生比其他学生需要更多协助，但他们最后还是坚持下来。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激励：假如你真的很想做一件事，这种愿望大概也是你坚持到底的关键。
关键在于质量保证机制
《21世纪》：说到协助，老师们怎么提供协助？贝伦达·戈利：我们这里的助理讲师和指导老师都会参与，他们不仅了解学生的进度，给作业打分，还要不断激励学生。学生们其实可以得到很大的协助。
《21世纪》：你大概也留意到，越来越多大学正在提供远程教学项目，相比之下，公开大学的长处在哪里，你怎样才能避免人们提到公开大学的时候说，“哦，只不过是又一个远程教学项目而已”？
贝伦达·戈利：我知道有些人有这样的想法，但我相信，将我们与其他机构区别开来的特点在于“有支援的自学”。大多数机构只寄给你一些资料包，告诉你怎样交作业，去哪里参加考试，就什么都不管了。我们却有一个全面的支援系统，包括地区办事处和学习中心，这也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原因。
《21世纪》：比方说，你怎么指导理科学生做实验？贝伦达·戈利：理科学生首先得到的就是一套便携式实验室，直接寄到他们的家里。我们还为一些特定科目开设寄宿学校，要求学生在那里完成一些特定作业。所以，这是一种组合式的支援体系，包括普通辅导、寄宿学校、一对一的辅导和便携式实验室。
《21世纪》：可是地区办事处和学习中心这样的设施，恐怕只有英国本土学生才能享用吧。以中国学生为例子，他们要想得到近距离的辅导，会不会非常困难？
贝伦达·戈利：这只是程度问题而已。前几天我还跟一位伊朗教授见面，伊朗也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虽然还是没法跟中国相比），这位伊朗教授所在的大学就有150所分校！而在印度，德里大学就有50所分校。所以，我认为关键在于找到一个可行的模式，然后就能复制。只要这个模式在一个地区有效，它就一定可以在更大范围发生作用；这就变成一个管理问题，能不能有好的管理，能不能找到足够的讲师负责这些地区，就这么简单。
与此同时，我们还不断建立一个更先进的虚拟学习环境，只要上网就能进入，因为我们发现越来越多学生希望上网学习和讨论，比如我们的虚拟会议中心可以连接大约200个学生。就在我们说话这会儿，全球至少有10000名学生正在网络聊天室讨论他们的功课或某个特定主题。我们负责运行这个网络，维持服务。这是我们将学生们联系起来的另一种方式。
《21世纪》：对于开放大学这样的机构，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这个机构有没有质量保证体系，能不能保证其毕业生能跟其他大学的毕业生相比。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贝伦达·戈利：我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这些学生能不能向社会证明自己有同样的实力，在这方面我们的学生一直做得不错。事实上，许多人认为在公开大学取得学位比在其他一些大学还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期望学生达到什么水平，而且这个水平相当高，学生们还要懂得自我激励。英国政府组织的教学质量评估也是一个重要指标。你可以看见我们学校各个科目的得分一直名列前茅。我认为这个“质量”包括教学材料的质量、学习体验的质量以及评估程序的质量，也就是说你不会随随便便就给学生颁发学位，除非你确认他们已经在那个科目达到很高的水平。正确的做法总是需要时间。有些大学提供远程教育的时候只是将一些资料送上网，然后就什么都不管了，我认为这将对它们的长期声誉产生消极影响，因为人们早晚会意识到这么做有问题。远程教育是一种结构合理的学习体验和能力评估，你一定要有质量保证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承认和尊重。
《21世纪》：大学不仅是教授老知识的地方，也是创造新知识的场所，公开大学在这方面有什么措施，有没有开发新的技术？
贝伦达·戈利：我们一直都在努力采用新技术，不断改进学习体验。我们有一个教育技术研究院，大概有50位研究员，他们负责开发使用现有技术的方法，提高效率。我们有一个研究部门专门负责照顾残疾学生，研究怎样才能利用技术给他们创造更好的学习体验。我们还有一个知识媒介研究院负责前瞻性的工作，确定教育技术的下一个突破可能在哪里，怎样才能使其得到运用，跟我们的教学工作结合起来。
此外，公开大学提供的是跨学科教育，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课程建立在几个学科之上，这也是不同寻常的。我们运用一切知识媒体，包括胶片、磁带、DVD，等等，跟网络联系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学习体验。
《21世纪》：有些细节可能不是开发技术就能克服的，比如时差，中国学生恐怕不能随时给辅导老师打电话请教问题。
贝伦达·戈利：你大概要花一点时间跟老师确定一个合适的时间，但你总能跟老师约好一个时间，这不是问题。
大学应认真对待自己的社会责任
《21世纪》：从传统大学转到公开大学，你作为校长的职责有什么变化？
贝伦达·戈利：差别还是很大，虽然我原来的大学也有20％的学生参加远程教育。因为我一直非常推崇公开大学，所以我一直努力推广这个模式。在南非，当地有所谓的“失去的一代”，他们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在适当的时候接受教育，我们希望可以给他们提供第二次机会。这跟传统大学很不一样，但也相当激动人心，因为你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而你能达到的目标也更远大。
《21世纪》：那么在你看来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多培养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是提供公民的教育程度？
贝伦达·戈利：我希望大学能认真看待它们的社会责任。换句话说，它们应该把推动社会公正视为己任，努力寻找能让自己对推动社会公正有所贡献的途径。我认为大学可以通过教育和确保像残疾人、穷人或边远地区居民这样的通常无法上大学的人接受高等教育而做到这一点。
《21世纪》：这使我们想起此前其他媒体的报道，他们注意到你一直热心公益事业，致力倡导社会公正，可是读书的时候你选择的是会计学，为什么，两者会不会冲突，因为很多人觉得会计学相当狭窄，相当乏味。
贝伦达·戈利：我不认为社会公正和课程有关。我要做的是让传统上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得到机会。我们知道人的生活标准和收入通常是由他们的教育程度决定，如果你受过更好的教育，你就能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要让所有符合大学能力要求的人都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上大学。这是我对社会公正的责任。设计课程的时候要考虑的是让学生接触其他事情，比如人权和道德问题。你可以在会计专业或其他任何专业做到这一点。安然丑闻也是一个例子。而且，其实会计学没那么枯燥乏味啊！
《21世纪》：你是怎么确立这个目标的？贝伦达·戈利：只要你住在南非，你就发现那是一个特殊的环境，教给你世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你要么选择站在好的一边，要么选择站在坏的一边。在南非这是最清楚不过的。一旦你做了选择，你再放眼看看周围的世界，你会发现，不仅南非有得不到应有机会的人，外面还有很多地方是这样。你要改变它。
有些女性自己约束了自己
《21世纪》：你的专业是会计学，但很显然你的知识基础远比这个学科宽广，抱负也并不限于做一个会计那么简单。
贝伦达·戈利：是的，我做过会计，然后去大学教书。一旦进入教学领域，你就会问自己：我应该怎么教，完成工作的关键在哪里，开始思考学习体验的事情，这是很自然的。然后，如果你像我这样开始从事大学行政工作，你又会开始思考高等教育存在什么问题。我就是这样凭兴趣变成一个高等教育专家。现在人们请我就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发表演讲，我认为其中一个趋势在于我们生活在知识社会，这要求我们具备更高的技能基础。与以前相比，比如与产业革命和产业社会相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需要接受高等教育。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意味着要从大家的钱包征收更大部分的资金用于高等教育，而这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必须改变游戏规则。
《21世纪》：你不仅是南非第一位担任大学常务副校长的女性，也是公开大学首位女性常务副校长，这都成了新闻，说明出任这个职位的女性很少，你觉得原因会是什么？
贝伦达·戈利：这是一个非常男性化的领域。直到现在大学还是相当男性化。我们已经取得一些进展，比如设置帮助女性达到职位要求的项目。大学通常还是致力给予男女平等机会，所以它们鼓励女性申请这类职位。我们当然要尽力做好，但我们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我第一次出任常务副校长的时候，一位女记者问我，“你的任命属于鼓励雇佣少数民族和女性等的一种赞助性的措施吗？”我反问她说，“我对此毫无头绪，你的任命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我认为她的问题是侮辱性的，虽然我相信她没有那个意思。事实上，到了一定程度的职位你就不能因为你希望某人可以胜任一个工作而让这个人挑起重担，因为这些职位如此重要，你必须首先确认候选人有能力胜任，否则他们会把整个地方搞得一团糟。然后你会给他们机会展示自己的才能。在我出任常务副校长9年之后，我相信再没有人会问我这个任命是不是属于鼓励雇佣少数民族和女性等的措施。
《21世纪》：你对年轻的女性学生会有什么忠告？贝伦达·戈利：我认为，如果你坐在那里反反复复地琢磨性别歧视的玻璃天花板，你就哪儿也去不了。我更愿意行动起来。我觉得有些女性自己约束了自己。这么说当然不完全公道，因为我有非常支持我的丈夫和父母，我总能得到巨大的支持。人的一生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如果”，比如如果你不是女性又会怎样，等等，但是沉迷于此对现状毫无帮助。
我希望大学能认真看待它们的社会责任。换句话说，它们应该把推动社会公正视为己任，努力寻找能让自己对推动社会公正有所贡献的途径。
“我们知道人的生活标准和收入通常是由他们的教育程度决定，如果你受过更好的教育，你就能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要让所有符合大学能力要求的人都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上大学。”公开大学校区王尔山摄公开大学教学楼王尔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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