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评
政府部门年终督促还款和清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则是重整政府部门的监管职能，强化社会和舆论对它们的监督。
时近年终，为让进城辛苦了整年的农民工能够满意回家过年，各级政府正把清欠农民
工工资的难题当作中央提出的政治任务来抓，众多媒体也投入大量篇幅关注此事。但是，行政清欠可以奏一时之效，要真正根治农民工欠薪的难题，须得反思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
概言之，目前的发展模式为政府推动的“建设型经济”，即政府、政府有关部门和官员们积极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投资工程或实物建设。一方面，建设拉动了投资进而拉动了GDP增长；另一方面，建设的结果或过程，不可避免地也满足了单位、部门和个人的利益需求。表面上，建设型经济是一个国家与部门或个人“双赢”的过程，其实它不但给整个市场秩序和经济质量积累了很大隐患，而且使建设的基层主体———农民工付出了代价，拉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
某些地方政府财力不足，但为什么不自量力要“办好事”？为什么热衷于搞形象工程？这一方面涉及对官员的政绩评价，标准就是：你这个地方“建设”得怎么样？就像评价家庭的装修一样，现阶段上级或社会对官员的评价比较看重城市建设的规模和档次。在缺乏监督和约束的体制下，政府投资倾向于盲目扩张、轻易上马；至于还款，则能拖就拖能欠就欠，或者把包袱甩给下届政府。
另一方面则涉及单位部门或官员个人的利益。资金不到位为什么还能开工？因为开工能够造成既成事实，能够像钓鱼那样“钓”到投资；为什么没有财政投入却能变成“政府性质”工程？因为只有以政府项目的名义才能规避某些审批、获得立项；为什么社会投资工程没有落实资金就能上马？因为只要打通了某些官员、先开工，就能获得银行的贷款和施工单位的垫资，招到民工把工程建成再出售或“钓”投资。至此，某些关键环节和个人的利益已经得到满足……这里，我们看到有关规划、城建、劳动保障等政府监督职能的缺失。这些职能之所以缺失，就是因为这些建设活动既满足了“建设型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满足了单位或个人私利的需要，却把隐患留给了弱势群体，损害了整个经济质量和交易秩序。
因此，政府部门年终督促还款和清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则是重整政府部门的监管职能，强化社会和舆论对它们的监督，并把政府职能切实从“经济建设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为公平和良性的市场交易提供公共服务和监督，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体制保障。
农民工欠薪难题涉及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现阶段，在观念和体制上，相对于股东的利润回报、政府税收、部门收费或银行利息，体力劳动的收入不太受到保护，劳动者不受尊重。有人说，农民工弱势与他们是分散的个人有关，建议他们加入当地的建筑企业工会。其实，保护个体劳动者的权益正是国家的首要责任。一个国家的政府或司法体系之所以是公正的并受到人们敬重，正是因为她为个体和弱者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
有人说，农民工要加强法律意识，进城打工要签劳动工资合同并保留有关文书证据，否则政府和法律无法提供保护。其实，“板子”应该先打在企业甚至一些政府部门的身上。民工没有签合同，首先是企业的责任，是企业管理不善或恶意逃避责任的结果，因为相对于提供简单劳力的民工，企业拥有有关行政管理和法律知识的优势；其次是政府的责任，因为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维护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其中包括对企业用工行为的监管。当然，政府目前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农民工的权益意识和法律知识不断提高，这有利于他们的自我保护；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企业和政府在保护农民工权益过程中可以回避自身的首要责任。
农民工欠薪难题已是多年的痼疾，他们为什么还要源源不断地进城打工、不断地追讨欠薪？因为他们没有别的生路。就是说，我们的政府没有能够给他们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这又回到我国的宏观政策：我们是要通过不断地“建设”来拉动GDP的高速增长还是要为社会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我们的产业政策和银行贷款，不应该是为工程的建设而建设，而应该是为人们的就业和收入增长提供机会。
如果我们的宏观政策不从建设和增长转向就业和收入，如果我们的政府职能不从干预和参与经济转向维护社会公平和市场秩序，如果我们的法律体系不从保护强者和企业转向保护弱者和个体，那么我们以前的盲目建设和目前的强力清欠所导致的财政挪款和银行借款，固然可以一时缓解民工欠薪压力，但新一轮的不良贷款和财政欠债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