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注资”的三大疑问

　　对“注资”的三大疑问——关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再对话

　　对话人：蔡重直王巍

　　王巍：年初开门就是一件大事，政府宣布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资450亿美元。很快财政部也有一个说法，注资之后两个银行可以用原来资本金核销3000多亿的不良资产。这个 事情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在官方刊物上看到很多人讨论这个事情，大家几乎是一面之辞地称好，随之国外的评级机构如标普和穆迪也立即调级，给予积极的评价。另外一方面，我们周边很多朋友都觉得看不清楚，需要深入理解，或者表示一种怀疑。但由于站的位势和专业知识所限，也一时说不清楚。

　　我上网看了看一些学者的长篇大论，更是一头雾水。许多宏论将此次注资归结为是国内银行改制的需要，运用排除法，说财政没有这个钱、外资没有这个钱、民营没有这个钱，发债也不行，因此只能靠国家外汇，把这个有重大意义的金融政策和政府管制哲学的问题转换成为改制而找钱的技术问题。同时，也就将银行体制改造的思路进一步捆绑在注资上了。非但不对过去多次动辄成千上万亿的输血行为(注资、不良资产剥离、发债等)做一点检讨，而且找出若干理由为之解释。

　　我们的角度与政府的角度不一样，但是民间的不同声音、业界的讨论应该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得到一个反映，至少有抛砖引玉之功会推动大家的一些思考。

　　蔡重直：我认为，这一次注资行动涉及到三个非常宽广的问题。第一个是注资的法律程序问题。是我国法制建设进步，还是倒退？用国家外汇储备注资不光是银行的事情，也不光是政府的事情，是关系到每一个人民币持有者的公民权利和利益的大事，可以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事情，只要你持有人民币，就跟你有关系。

　　第二个问题，450亿美金相当于3700多亿人民币，如果再要注资到1000亿美金的话，就相当于8000多亿人民币，这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我很担心，这450亿美元的注资口子一开，会引发或加快银行危机向货币危机转化。

　　第三个问题，银行改革的关键是什么？用钱可能买来新机制，也可能买不来新机制，但是，新机制肯定能够创造出金钱来。巨资“人造美女”不是真“美女”，难道就没有其它路可走了吗？

　　一问：“注资”的决策程序？

　　王巍：应当有个认识前提，就是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必须意识到政府政策的局限性。政府和企业、个人一样，在成熟的市场上应当是一个平等的参与者，要靠经济契约来规定权利和义务，来调整彼此关系。因此，一方面在要求提高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的同时，反过来也应当要求政府也要有政府治理。政府在做出任何重大金融政策的时候，必须理解你的政策的实施是不是还要依赖其他的市场参与者。如果把握不好这个关系，这个政策出台以后会发生变化。本来准备开枪打别人，开枪后子弹却拐了一个180度的弯打在自己的后脑上，这种事情屡见不鲜。比如说，前些年国有股减持的政策直接导致1万亿国有资产没了，这么大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说清楚。

　　对于这次注资，业界也是感到突然，到底是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来进行的？是业界水平太低未能理解中央的雄才大略，还是政府再次撕毁合同，再次出手用国家的财富(或者是负债)来援助两个不成器的企业？一个立志走向法制的国家政府，一个正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对于一个重大的政策与管制行为必须有规则上的约束，要公开化，要获得各种社会不同参与者的共同监督。本次注资不单单是金融问题，而是整个国家宏观管制政策和政府治理的大问题。

　　蔡重直：我觉得首先要从国家外汇储备的定义讲起，国家外汇储备的定义用老百姓能听懂的语言来讲，就是，国家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的金融当局所持有的，用于国际收支逆差弥补和维护汇率稳定的流动性资产，这个流动性资产就是硬通货。外汇储备的增加是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不断增加的结果，在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发行也在同步扩大，因为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强制性结汇，例如，一个企业出口了1亿美元的商品，创汇1亿美元，这1亿美元到了中国之后，就被中央银行约按1:8.3的汇率,用8.3亿人民币把这1亿美元买了回来,企业得到8.3亿人民币,同时,国家的外汇储备增加1亿美元。所以说，与这450亿美元相对应的3700多亿人民币已经投放到市场上了,而这3700多亿是基础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由于货币乘数作用，又产生了倍增效应，变成了上万亿流通中的货币，这上万亿人民币已经在老百姓手上了。这是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持有人的负债，人民币持有人是债权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全体中国人民，更准确地讲，人民币持有者的中国公民是国家外汇储备的债权人，是国家外汇储备的购买者和承受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称外汇储备是“政府外汇储备”，而是“国家外汇储备”的根本原因。当然，国家的外汇储备是由政府的外汇管理当局持有、管理和经营，但是，这改变不了“丫鬟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的性质.

　　财政收入的所有者是政府，由于它的“公共性质”,尚且需要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讨论、审议、批准和监督；那么，属于人民币持有者的中国公民的国家外汇储备，当它的一部分将不是用于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和稳定汇率，而是用于(我称为“挪用”)到两家国有企业由于制度和机制的原因产生的“实质性亏损”的时候，决定的程序应该是怎样呢？

　　想一想我们国家多年来经济上的重大失误，没有一件不是同“程序”有关。所以我讲，这是件大事，是关系到每一个人民币持有的公民切身利益的大事。而不仅仅是银行的事。

　　王巍：中国还有190多家大型中央直属的国有企业，按照同样的逻辑，他们也有充分理由去申请动用国家外汇来注资。回过头来看，各行各业都有同样的理由按照同样的逻辑去要求外汇储备注资，所谓的程序问题就变得尤为重要。中国走到今天的时候，已经不单单是国有经济了，它有民营经济，有外资经济，有混合的股份制经济，它是多种不同成分。用国家外汇储备仅仅支持国有经济，是不是不公平？国家外汇储备这种公共的资源如何在不同的经济利益体中间进行分配，是需要进行深入讨论的。我们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官员做了许多解释，实际是回避了公用资源应用于特殊利益群体这样大的是非问题，在一些词语背后转换上也是用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

　　二问：注资带来的金融风险？

　　蔡重直：你说得很对，我很反感有关当局对450亿注资的解释，因为我觉得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有一些欺负老百姓不懂专业的味道。例如，为了给这一次注资提供法理上的根据，有关部门的发言人不惜修改国际通行的，也被我国业界普遍接受的国家外汇储备定义，将国家外汇储备的功能是稳定汇率改为了“稳定整个金融体系”，这个修改不要说老百姓不可能注意到，就是专业人士可能也不一定注意到。再例如，有关部门解释，这次注资，仅是充实银行资本金，而不是冲抵不良资产，弥补银行亏损的讲法。这好比讲，一个团的士兵已经战死，后备兵力也用光了，我再给你补充一个团的士兵仅是作为后备，无论前方减员多么严重，后备兵力不能上战场一样。银行的资本是干什么用的，所有教科书和词典都讲，是银行防御风险和开办用的，是银行增强抗风险能力和公众信誉的。银行产生不良资产，首先是要用当年的利润来弥补，利润仍不能弥补，就是亏损，就要用资本金来弥补了。我们多年拨备不足,不良资产高启，资本金充实了不去抵消风险做什么?在关系到每个公民权利和利益的问题上，我认为，政府应该讲实话。

　　王巍：这一次政府一再强调是投资行为，但在表述当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说法，比如说一个负责人谈到要收利息，从注资那天开始每天就要对资本金收取利息。再有，政府特别为注资注册一个公司，中央汇金公司，而且声称是严格按公司法注册的。很多媒体发现找不到注册地，找不到公司结构，章程、像一个壳公司。如果严格按照公司法注册，就不必同时说明是一个“特殊的政策安排”。至今为止，这个过程和主体始终对业界和公众保持一种神秘感，在很多技术安排上是混乱的。

　　蔡重直：我觉得这是因为由于450亿国家外汇储备用来注资，本身在法理上很难成立，必然在技术性问题上很难做得非常符合中国现在的法律和规章要求。

　　回到我在开头谈的第二个问题。媒体上讲，政府还要向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陆续注资1000亿美元。我算了一下，也差不多。我们知道，与国家外汇储备相对应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帐户上的人民币占款，而这部分人民币是以与其价值相对应的随时可兑换或随时可购买国内所需商品的450亿美元为基础的，如果真的陆续用国家外汇储备注资1000亿美元，那就是8300多亿基础货币，算上货币乘数，等于创造了几万亿流通中的货币，这上万亿人民币是脱离了经济发展，脱离了商品基础的，因此，对中国的货币体系的稳定是一个大的威胁，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为这四家银行在2000年剥离所形成的1.4万亿中央财政的或然负债，再考虑到三大政策性银行的资产质量……所以我很担心，以现行的解决银行问题的思路和方案，是否可能会诱发或加快银行危机演变成潜在的货币危机。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今天和昨天的国际收支顺差，并不代表着明天和后天的国际收支不逆差，今天和昨天的中国通货紧缩，并不代表着明天和后天中国货币不通货膨胀。在我看来，我国的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逆差已经离我们不远了，不要刚刚手上有一点外汇，通货稳定了几天，就离开法制轨道，为解决一些眼前问题，而为经济的长远发展留下祸根。

　　王巍：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事实上是为一个旧的体制和经营机制再次输血。我们说过，中国的金融界是在所有产业中政府高度管制，最受保护的，可以说是中国市场经济当中日益孤立的“行政孤岛”。在这里汇集了一批最强的，最有能力的管理人员，获得了免费的资本资源，而且随时可以利用政府特权获得免费的社会资源，同时却不可思议地创造出了最多的不良资产。相对于在体制改造中获得新生的其他产业，家电、纺织、钢铁、煤炭等等，我们有什么资格颐指气使地继续维护金融产业的特权？面对大军压境的全球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抱残守缺眷恋低能的金融管理与融资体制？我们一直在谈中国金融改革的出路何在？是不是能利用中国外汇储备增多经济发展强劲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在制度安排和运转机制改革方面做大的动作？

　　现在仍然把中国金融界和银行界获得新生再造的机会寄托在注资，或者是境外上市，或者是靠着让民营企业“买单”的方式，我觉得这是中国金融家和政策制定者的集体悲哀。

　　三问：中国银行业复兴的根本出路？

　　蔡重直：我去年有一个分析，到2002年底，四大银行的贷款余额是8万亿，在2000年剥离了1.4万亿的不良资产后，这四家银行还有26%的不良资产，这就是说，这8万亿贷款中本来有3.4万亿不良资产，不良资产率应是45%。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据我所知，在全球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中可能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时的情况了，不能不令人担忧。面对3.4万亿庞大的不良资产，四大银行的资本金是多少呢？在近几年银行增加资本金之后，四家银行的资本金应该是6200多亿。2002年四家银行拨备前的利润不过是1200多亿。仅以不良资产的拨备需要50%计算是1.75万亿，打完利润1200亿，把资本金6200亿全部冲销光，还差1万亿。如果银行一分钱不分红，一分钱不交税，全部去弥补坏帐，以现有的机制和经营水平需要10年。美国银行管理当局判断银行破产的一个标准是，打完拨备后的资本充足率若不足2%，即要退出市场。

　　我觉得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提法值得商榷，这就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历史上形成的，这个提法让人觉得似乎是建国以来50多年的事。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不利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不利于我们对症下药。我查了一下，到1992年底，四大银行贷款余额是2.3万亿，我们假定在这2.3万亿当中也有45%的不良资产，那就是1万亿，这说明，四大银行不良资产的70%是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发生的。这个数字表明，在过去的十年里，政府主导的银行业改革、对银行业的管理总体上看是不成功的，是失败的。对于这个事实，或者是对于这个结论正确与否大家可以来讨论。

　　从国际经验看，银行危机的出现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市场的变化或经营上的失误，另一个是在制度安排上和机制上出了问题。第一种情况是财务问题，通过注资和融资可以使银行得以新生；而制度上、机制上、观念上的问题是不可能通过财务安排解决的。中国银行业搞到整体性“资不低债”、技术性“破产”无疑是在制度安排和机制上出了大问题。就像你讲过的，输血只能维持败血病人的生命，不把造血功能治好，再输多少血也是浪费。那么，中国银行业的制度安排和机制上出现什么问题呢？我的看法是出在政府对银行的认识上，出在政府对银行的改革方向上，出在政府对银行的监管理念上。中国银行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方向、理念、观念、政治哲学上的问题，改革的重点是监管银行的政府，而不是银行，因为，中国的银行是政府一手塑造的，而不是银行家和市场发展的结果，政府的理念、管制哲学不变，银行的问题能解决吗？这也是我为什么不赞成，用钱买机制的改革思路。我提几个问题供大家思考和讨论：

　　1.银行业首先是政府统治国家、稳定和发展经济的工具，还是一个产业？

　　2.中国银行业的秩序混乱、效率的低下、管理的落后、最后搞成技术性的破产，是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和管制不够、不狠、不全方位，还是政府不断加强的所谓“监管”、“干预”、“强势”、“统一”、“步调一致”抑制了金融的创新、破坏了银行自身的免疫系统、摧毁了银行的商人文化的结果？

　　3.银行业是一个充斥着活跃的、不断创新精神的银行家的群体，还是一个充斥着惟上行事的官僚队伍？

　　4.银行是一个享受着自由、自主、法制、竞争的企业，还是一个被全世界最多法规(红头文件和领导讲话)所管束，听领导“招呼”，体现领导意志的步调统一的金融大军?

　　这些问题不解决，银行注了资，上了市，仍然不可能“办成真正的银行”。非常有意思的是，去年12月4号，新浪网有一个调查，问题是，“你认为，上市是四大银行的救命稻草吗”？网民的回答是，7.4%的认为是，8.3%的认为说不好，84%的认为不是，是治标不治本。

　　总之，政治的、官僚的和行政势力的无约束的权力扩张，自由的、金融企业自主权利和银行家创新精神的极度压抑，是使中国银行业严重滞后、技术性的破产和支离破碎的根本原因。政治的、官僚的和行政势力的大幅退出，自由的、金融企业自主权利和银行家创新精神的大幅张扬，是中国银行业复兴的根本出路。

　　王巍：我基本同意你的看法，特别欣赏你最后结论性的那段话。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认为，如果我们不走巨资“人造美女”，待价而沽的路子，就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我的看法是，在新的经营机制下，在新的制度安排下，中国的金融企业家们有能力像其他产业的企业家同行一样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中国金融界的困境。当然，新的制度安排和新的机制的产生的前提，是政府在对银行的认识上和管理理念上要有根本的转变。我认为，银行摆脱困境赶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这就是，国民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发展，使得银行的资产以每年20%以上，甚至40%以上的速度发展，这就是说，银行的资产2到3年就翻一番。这为重组不良资产创造了巨大的空间，也为建立新的金融运行体制奠定了产业基础。我知道的许多地方商业银行在过去的5年中，即便在现存的体制下，通过业务创新和内部权益制度的安排，在一个好的领导者手上，能够根本上改变经营模式，取得了即便外国同行也不得不佩服的业绩。例如江苏的一家银行，资产近百亿，不良资产只有2%，而在5年前，同一银行的资产仅仅10亿，不良资产就有近6个亿。浙江的一个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仅为千分之三。你再看看浙江的所谓地下钱庄，其中的金融创新和经营效率更是令我们金融官僚们无地自容。中国民营金融家和更多优秀的体制内的金融家们长期呼吁政府管理部门转变观念放松管制，难道我们只能熟视无睹吗？你经历了用三年时间将一家濒临破产的香港银行拯救的历史，这也是一个佐证。

　　蔡重直：中国的银行业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困境，但前提是，政府对银行的认识，政府对银行管理理念必须改革。

　　关于银行的起死回生我有亲身体会。1998年2月，我到香港嘉华银行做总裁兼CEO的时候，嘉华银行濒临破产，200亿贷款余额中有70亿不良资产，不良资产率为35%，是全香港第一。香港金管局要求大股东注资，要求寻找战略投资者。但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大股东无钱注资，战略投资者也找不到。可是，通过三年的改革和努力，我们解决了50亿不良资产，不良资产率从35%降到6%，贷款从200亿增加到了350亿，利润从1998年近乎亏损，到2000年底拨备完之后税前利润达6个多亿。为此，香港政府专门发信表扬，感谢我们对香港银行稳定做的贡献。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在香港银行业整体贷款余额连续三年萎缩的情况下，我们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拯救了这家银行，靠的是什么？我的体会，靠的是香港政府和银行监管当局严格尊重银行的自主性质，不干预；靠的是香港的法制和商业自由；靠的是银行家的创新精神和改革。1998年2月我去的时候，银行的高管有近20人，半年之后，这20个人全部被炒掉，换上了不是组织部安排的，而是猎头公司介绍的各方面的专家。我去一年多后，嘉华银行1090人里面有700人左右是新的，可以说这家银行在一年之内彻头彻尾地变了，换了一个崭新的机制，香港的英文杂志用“THE REMAKING OF A BANK”,即“再造银行”来评价。现在我常想，如果大股东注了资，能有新的机制吗？如果香港的金管当局亲自“操刀”来“掌勺”，而不是靠改革、靠银行家的创新精神，银行能起死回生吗？

　　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中国的银行赶上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好时期，贷款数量的大幅增长为贷款质量的改善和利润增加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所以我说，中国的四大银行完全可以不挪用国家外汇储备，完全可以不侵犯“人民币持有者的中国公民权利”，而靠政府的改革，然后才是银行的改革来起死回生，“再造银行”。(详见《中国企业家》杂志2004年第2期)

　　蔡重直，中信公司董事([e-mail])

　　王巍，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