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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研究夏汛鸽
《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协议以下简称“安排”的签署，力图使按比较优势和市场选择进行资源配置的区域经济合作呈现更深层次的优化组合，将对深化祖国大陆与港澳台（即“两岸四地”）地区经济合作与调整产生积极的制度性政策效应。深化两岸四地经济合作与调整，完全符合统筹考虑地区间协调发展和统筹考虑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协
调发展的国家战略新思路。为此，提出如下初步建议。
1，深化和扩大“安排”的积极贸易创造效应。贸易创造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引致区内具有较高产品成本的成员方的国（区）内需求向具有较低产品成本的成员方转移，从而提高了区内国际分工水平，使区内各成员方充分获得国际分工的效益。“安排”的实施所产生的积极贸易创造效应将十分显著。应当引导这种积极效应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而提高世界范围内贸易自由化水平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安排”的审议机制和谈判机制，以克服和减轻其可能对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冲击；使中国在逐渐成为世界贸易强国的同时，也树立起负责任的贸易大国形象。
2，分析研究“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具体形式组合或演变所产生的影响。在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就货物贸易零关税的具体内容、两地海关对零关税的监管、18个服务贸易的开放、香港公司的具体界定、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具体内容等签署相关附件的情况下，应当在贯彻实施的过程中进一步分析研究这些贸易规则。尤其要分析研究这些规则可能产生的衍生物，以及这些衍生物对催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经贸关系安排具体形式或变形组合（如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经济同盟、货币同盟等）的影响。
3，利用“一国四席”独特资源建立中国单独关税区自由贸易关系。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都是中国的单独关税区。以“安排”的签署为契机，通过相应必要的过渡、协调和规范，用自由贸易区的基本模式来调整“两岸四地”的经贸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可以遵循（1）先港澳后台湾、先双边后多边的原则，即先由香港和澳门分边和中国内地商讨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条件成熟后再吸收台湾参加；（2）侧重服务贸易的原则，包括全面开放信息制造业和服务业市场，开放金融、证券及保险业，促进人力资源开发与科技的国际合作，能源与环保的合作等；（3）授权原则，即中央政府授权内地地方政府和香港、澳门特区政府以及台湾地方当局商谈单独关税区之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4，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实际探索选择自由贸易区模式。按目前两岸四地经济合作发展的现实和理论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可以努力的路径包括区域接壤地自由贸易区，如“港深自由贸易区”，珠海、澳门可采取适当形式加入；共同市场式自由贸易区，如建立中国版图内两岸四地自由贸易区，即次区域的共同市场；投资自由贸易协议，即不是整体关税减免，而是选择某些行业来进行关税减免。如把电子信息产业做切入点，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再扩大到其他方面。对这些模式以及可能产生的其他模式，应当加以比较研究和进行试验；但两岸四地自由贸易区应当作为基本目标和模式。
5，为积极扩大“安排”实际政策效应而启动更高、更深层面的研究。需要组织协调全国有关科研部门和权威人士共同参与相关研究工作，同时取得从中央到地方以及港澳特别行政区各级政府的鼎力支持。一是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必要性、作用和障碍的研究；二是努力探讨如何用契约式的经济关系对两岸四地商贸往来加以界定；三是关于在内地与港澳台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特殊领域和政策的研究，如在中国入世后的过渡期内如何确定对外资的共同规则、如何展开一定范围的非关税合作、如何加强人员交流和劳务合作、如何尽快启动信息及贸易、投资数据库方面的合作；四是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基础设施的研究，包括如何在物流链的联接、运输手段的组合等方面进行统一调配和整合，如何建立高效率的电讯网络、提高基础设施的衔接程度和运营效率等等。
6，在华南经济圈中发挥“安排”制度创新的合理效用和功能。作为一个跨越政治行政边界的经济合作概念，华南经济圈的地域范围包括中国内地的华南地区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华南经济圈在形成过程中较好地避免了诸如降低关税、贸易协调以及有关的贸易规则和法律制度纠纷；由于市场推动和以企业为主角的自由选择组合，贸易风险相对较低；主要由投资推动而非贸易推动而在区域内形成的产业分工不具有排他性，能通过“区域开放”与外资分享增长的好处；华南经济圈的经济合作已成为世界区域经济联盟的一种创新形式。“安排”的制度理性作用有利于华南区域合作在有序的条件下全面展开和稳步发展；要使其在区域间经济贸易的全面融合、资源的广泛利用上充分发挥作用。
7，以扩展经济互补关系的制度空间深化两岸四地经济合作。中国大陆已经并在继续展示出积极的产业升级走向，将为“两岸四地”提供高起点和高增值的产业发展平台。香港企业擅长低风险高增值的运营模式，将着重发挥服务贸易方面的优势。澳门虽然经济和贸易规模较小，但具有广泛的国际联系、畅通的贸易渠道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将主要承担对欧盟进行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作用。台湾与大陆、香港、澳门之间通过建立以出口加工导向产业基地的区域合作，在货物贸易、服务、投资等方面已成为重要伙伴。“安排”来源于华南经济圈的上述实践，尽管不可高估其实际的效应，但它作为共享性经贸制度资源已经为两岸四地所接受，应当继续扩展此类共享性经贸制度的空间。
8，用更紧密经贸关系促进两岸互动发展是推动华南经济圈走向成熟的可行路径。两岸同时加入世贸组织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它实际上为两岸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提供了契机。两岸应主要以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身份着手实现经贸关系的突破，因此可以淡化政治题材，至少不要将其作为一切经贸互动的前提；可以采取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方式，建立双边、常设性的谈判机制；在这种机制中努力探讨两岸皆能接受的一系列经贸关系安排，然后逐步将这种机制升级，最终使两岸经贸关系演进为一种制度性机制。要加快两岸的要素流动，改变过去“单边间接”的格局，尽快驶入“双边直接”的轨道，尽早实现“全面三通”。
9，通过香港促进两岸四地经贸关系在运作方式上发生质的变化和飞跃。建议香港先与台湾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协议，澳门也可同时与台湾签署类似协议；待条件成熟时，两岸再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协议。这样两岸四地可以借助更紧密经贸关系协议，在相同的经贸合作领域和同一个制度平台上运作。同时，整个中国大陆不一定直接同台湾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协议，而是可以采取次区域合作或次次区域合作方式：即中国大陆的福建省或广东省作为经贸合作主体同台湾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协议；台湾方面也可由金门、澎湖等地区出面同大陆相邻近的城市和地区，如厦门、泉州等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协议。
10，在实施“安排”的背景下深化大珠三角的经济整合。在华南经济圈中，其核心层是珠江三角洲与香港、澳门和台湾之间形成的“大珠三角”增长极。在签署了“安排”的条件下把大珠三角经济整合作为国家战略，具体体现在可以帮助香港走出困境，使“一国两制”能够健康顺利实施。在整合中要强调中央政府协调的重要性，及时解决仲裁问题、司法问题、切磋机制问题等等。中央政府要创造条件，使有关各方能够真正坐下来，共同参加协调机制。
11，要在与“安排”各个领域全面衔接方面允许深圳继续进行制度创新的先行试验。深圳如果能够继续先行试验，这对全国经济发展是有益的。应当看到“安排”的签署为内地的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赢得了时间就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深圳为此应当有新的作为，尤其要在“深港自由贸易区”的试运行方面取得实际进展。实施“安排”也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把香港和“大珠三角”放在一起，其制度性优势显而易见。必须发挥香港的市场优势，进行市场重新定位，否则就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误。
12，从产业集群向城市集群的发展关键是发挥整个区域内主要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中国需要创造共同富裕，但这本身是在一个非均衡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新一轮亮点将主要发生在经济最发达、成本最低、区位好、效益高、对国家贡献最大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就是充满增长活力的城市和城市群。大珠三角应当负有这种历史责任。大珠三角未来的发展，一是水平的扩大，即把现有的基础扩大到一个新的状况，包括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公共设施的公用共享，产业链的重新安排布局和高级整合，从而降低发展成本；二是垂直方向的发展，即在大、中、小区域之间实现有机的配合和形成区域等级的有序互补。
13，提升区域整体产业竞争力和区域公共设施运行效率。在降低区域整体运行成本、运用市场机制并结合行政协商机制、共同建设区域公共设施方面，（1）要以国际港口和机场、大型客货场站和口岸为枢纽，以高速公路、干线公路为骨架，以普通公路为网络，建成联通珠三角、辐射国内、衔接香港的现代公路网体系；建设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多种交通方式协调发展的城际公共交通服务体系。（2）充分发挥铁路在中、远距离大宗货运方面的优势，开拓海铁联运业务，不断拓展区内港口腹地和辐射范围。（3）加快区内交通信息平台建设，实现区内海陆空各运输方式的电子数据交换、信息应用系统共享、电子申报与网上交易服务，加快区内交通信息一网通步伐。（4）制订与物流、交通有关的区域行业规范与技术标准，整合交通设施建设、区内重大交通项目重组、物流园区开发、物流市场与物流企业培育及口岸通关政策。
14，探讨大珠三角城市群协调运作新机制。珠三角区域内现有的“粤港联席会议”虽然为整个区域经济整合提供了一种协调机制，但难以考虑到目标的差异，难以达到各个城市间的全面协调。因此可考虑在珠三角的城市间组建成一种具有平等协议性质的城市政府协会：一是首先在珠江的东岸和西岸，以广州和深圳分别组成两个城市政府协会；二是在整个小珠三角范围内组成一个城市政府协会；三是把整个香港、澳门和珠三角放在一起组成一个城市政府协会。城市协会应当具有与“粤港联席会议”平等的地位，共同协商区域经济整合问题。
15，积极探索建立深港同城联盟。协调和处理目前实际上已经客观存在的深港经济一体化或共同市场问题的重要思路之一，是可以借鉴欧盟的经验，探索在不牵涉不干预各地主权和政府运作基本形式的前提下，运用市场方式和经济手段，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和财富积聚的权威性超城市协调机构，解决香港和深圳之间的整合。这种整合应当既不妨碍、更不破坏“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不干预、不代替深港政府所行使的政治职能；这种整合必须具有内涵法律性质的市场形式和经济协议。尝试构建新型的深港城市联盟模式，应当考虑到其将来能在中央政府通过和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接受的可能性。
（作者单位：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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