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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据权威预测，2004年我国将全面走出通货紧缩，然而眼下人们十分担心的却是，非理性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剩，可能引发新一轮通货紧缩。譬如仅去年前三季度，全国完成土地开发面积同比增长38.9％；去年1—11月，国家严格控制的房地产投资和新开工项目仍分别加速增长1.2和2.1个百分点。
祝宝良：人们的担心是有原因的，时下投资非理性膨胀的体制因素仍在，如不加以必
要的控制，有可能变为投资过热。
在经济周期上升阶段中
盲目投资风险缘何加大
记者：目前盲目投资为何重新抬头？
祝宝良：因为许多企业的投资行为依然与政府行政意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经济扩张阶段，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更习惯追求单纯经济增长率和一些表面化的“形象工程”、城市化进度；部分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地区大上汽车、钢材、冶金等项目的背后，都有地方政府的身影。或使用财政资金、或利用其控制的土地资源、或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其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进行一些重复性投资活动。缺乏必要机制约束的土地出让，则成为地方政府筹措投资资金最主要来源和创造政绩重要渠道。
去年以来，各地政府陆续换届，“新官上任三把火”，早出政绩、快出政绩是各级新任官员的共同心愿。政府换届的同时，经济扩张的周期恰好到来，一些地方政府担心赶不上本轮经济扩张的快车，丧失追赶发达地区的机会，往往会不顾本地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千方百计上投资项目。也就是说，由于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迭加，进一步刺激了非理性投资冲动，有可能加大投资过热的风险。
对投资和贷款决策失误
要建立更严格的问责制
祝宝良：防范投资过热可能引发的通缩新风险，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使政府职能从经济建设转向公共服务，保持经济与社会的均衡发展。要把就业、社会发展、公平投资环境、可持续发展等作为评价各级政府官员工作的主要内容，逐步淡化经济增长速度、招商引资等方面的考核。对政府投资决策失误应有更严格的问责制，促使地方政府从热衷于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转变到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上来。改革目前土地出让金收取办法，把土地出让金一次交清改为逐年征收，限制开发土地的冲动，抑制一些地方政府只顾眼前的短期行为，保证国有资源的合理利用。
记者：去年贷款高速增长引致投资快增颇受关注。不过以中央银行提高商业银行准备金率为标志，政府有关部门已逐渐加大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
祝宝良：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国有商业银行未能建立起自我风险约束机制，正是防范投资过热风险必须高度重视的。去年曾经出现的“半年放了一年贷”，一方面与金融监管当局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考核重点转变有关，同时也与国有商业银行没有建立自我约束机制、其行为规范随监管当局的监管政策变化而变有关。
监管当局过去比较强调防范风险，制定了诸如贷款责任终身制等防范风险的制度，银行的本能反应是“惜贷”。近两年来，为支持各商业银行在3～5年内通过股份化改造上市，监管当局更多地强调降低不良贷款率和增加利润。在这种政策导向下，不断增加贷款，既可降低不良资产比例，又可增加当期利润，还能够大大改善银行资产负债表，因而金融领域出现贷款猛增是必然的。
记者：怎样有效控制贷款速度过快增长呢？
祝宝良：关键在于促使商业银行有良好的行为方式。建议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协调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规范商业银行经营行为，制定一套完整科学的管理体系，对金融机构不良行为进行有效约束。
积极扩大投资乘数效应
保证潜在生产能力释放
记者：研究表明，我国最终消费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偏低。改革开放以来平均消费率仅为60％左右，而世界平均消费率已超过75％，消费需求对GDP的拉动作用未充分发挥。怎样防范投资强消费弱可能导致的产能过剩风险？
祝宝良：最终需求不足，投资高增长缺乏持续增长的基础，会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资本产出率下降，投资乘数明显缩小，长此以往，就会出现生产能力过剩，引发通货紧缩。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中投资与消费不协调的问题更加突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住房、汽车、旅游、通讯、娱乐业等消费结构升级主要由精英消费阶层推动，城镇中低收入阶层和农民介入很少。
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原因在于消费体制深层次问题。首先，收入分配体制尚不合理，导致收入分化日趋严重；其次，政府对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品投入不足。要防止教育产业化扩大到义务教育领域，医疗产业化扩大到基本医疗领域，加重居民负担。消费者为应对教育、医疗、住房等体制上的不可控因素，不得不做出多储蓄的理性选择。防范投资过热可能引发的通缩新风险，要针对当前投资强与消费弱状况，把重点放在扩大消费上，使业已形成的投资能力得到充分释放，保证潜在生产能力最大限度地转换为现实经济增长，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作者:杨晓林祝宝良资料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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