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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也要上大夫
———专访党建研究专家、中央党校教授陈登才
日前，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决定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2年、执政54年以
来的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有人评价说，一部条例可能开启一段历史。就《条例》实施的现实意义问题，记者专访了党建研究专家、参与过条例意见征集和修改的中央党校教授陈登才。
记者：反腐倡廉是历届党的领导和政府都十分重视的问题。为什么在现阶段决定实施《党内监督条例》？它有什么主要影响？
陈登才：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是两大历史性的课题。《条例》的实施，一方面是反腐倡廉的现实要求；同时，它将会积极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密切联系党和人民的深厚情感。因而，可以说，《条例》的实施，是我党的一件大事，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过去，我党虽然一直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建设，加强党内的有效监督，但在加强党内领导机关、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方面，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此次制定的《党内监督条例》，不仅向全体党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它本身也是开创党的建设新局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条例》的颁布实施，其意义不在于它的出台过程，而在于它的开创性价值。我们可以预想，在《条例》的实施过程中，还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新的情况，《条例》本身也会不断完善、补充和修改。条例的出台，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问题马上都能解决，因为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问题是层出不穷的，因此需要我们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去解决问题。我们也相信我党有信心、有办法、有能力解决当前党内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违规性的问题。
记者：中国古代就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意思是对高官要实行一定的保护政策。那么您如何看待党内监督条例中对各级“一把手”要重点监督，政治局委员也不例外的提法？
陈登才：前些日子，广东举行了一个组织部长会议，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探讨怎样搞好对“一把手”的监督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一把手”什么都要负总责，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要负全责，因而有些人就会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反正错了自己负责，因而独断专行。有些事情没有做充分的民主科学论证，也没有通过正确的民主集中正确的意见，就一人拍板，一锤定音。从党的规范、制度建设上看，这种做法缺乏一个科学民主的秩序；从思想意识上看，这说明一个领导的主观思想有问题。如果任凭这种现象在党内蔓延，慢慢就会形成一种谁也不敢违背“一把手”意旨的不良习气，从而导致“一把手”的权力膨胀，甚至由于监督失控而乱用职权。
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要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就要集中全党的智慧，全国人民的智慧。对党内“一把手”实行监督，不仅实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思想，也体现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说过的我们的领导机构要接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监督的民主思想。我认为，中央政治局是全党的最高领导中心，它要对全党负责，对全国人大负责，它接受全党的监督要成为表率，是合乎逻辑的，这也是中央领导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条件下，为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和人民事业的需要而做出的正确选择，也是全党同志积累经验推进党的建设的本质要求。
记者：实施《党内监督条例》之后，以后的反腐倡廉行动从内容到形式会产生什么变化？《条例》的实质是什么？
陈登才：我个人认为，反腐倡廉的重点还是原来的格局，不会改变。这一点党中央是下了决心的，那就是誓将反腐倡廉进行到底！今后的方式会有新的变化，我们会更多地注意到要从反腐和治理腐败的本质上下功夫。一句话，反腐败，要标本兼治，要不断建立健全法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党没有腐败现象的，关键是这个政党治理腐败的态度。从现在看，问题的关键不是有没有腐败，关键是去不去抓，敢不敢抓，抓得对不对的问题。现在在百姓心中，还有一点疑惑，那就是百姓总感觉有些人原来并不坏，不知怎么就蜕变了，觉得挺可惜。所以这次颁布实施《条例》，在方式上惩治结合，在抓大案要案的同时，更注重治本，预防和治理腐败。实施党内监督，实际就是不断完善党风思想建设。只有加强党内监督，推进党的民主建设，才能确保党的肌体健康，只有党的肌体健康，才会有信心、有办法、有能力解决前进道路上出现的问题。
从作风监督到权力监督
——专访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黄南平
记者：《党内监督条例》与以往关于党建工作的其他文件相比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
黄南平：这个条例明确地将监督重点放在了对执政党领导干部的监督上，对掌握权力的人进行监督，尤其强调了对党内“一把手”的监督。这和以往的提法有所不同，以前比较强调的是对党的干部、党员的作风的监督。现在的制度设置，突出强调的是对权力行使的监督。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体现在明确要求建立健全巡视组织机构，明确了垂直领导。以前当然也十分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但现在用条例的形式加以制度化，有章可循，体现了一个明确、清晰的治党思路。这也是实施监督更注重实效性的表现。过去讲监督，党章里也有相应的内容，为什么在现实中很少有同级的纪检部门，能够真正地监督同级的党政领导者？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党内监督条例的制定一定要有目标性和方向性，要讲究实效性，监督才会落实到实处。从这个角度不难看出，对权力的监督是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关键所在。可以说，这个条例一针见血地指向了执政党建设工作中的关键部位。一方面，说明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高瞻远瞩的政治预见；另一方面，也凸现了新一代领导人求真务实的执政风格。
记者：从一个基层党建管理者的角度，您认为，落实《党内监督条例》需要重视哪些问题？
黄南平：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反腐倡廉，既要重视思想教育，更要重视制度建设。我认为，在制度建设方面，这个条例完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换，把静态的监督变成了动态的监督。以前，我们已有的一些制度较多地注重了事后监督，出了问题才去监督惩治，属于查漏补缺型的；现在的制度设置，使监督得以从行使权力的开始就受到监督，并且贯穿在行使权力的全过程，是防和惩相结合的监督，是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实行权力分立的监督管理，并不是要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近几年出现的一些大案要案，也反复警示我们需要建立一套防腐、反腐立体的科学监督体系，也需要对权力做适当的分立，才能标本兼治，有效地开展反腐斗争。
中美俄三大国同时关注反腐并非巧合———专访青年金融专家黄金老博士
2004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备受关注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即将颁布实施。
1月1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莫斯科召开反腐败问题工作会议，并成立了总统直属的反腐败委员会，决心向渗透到俄罗斯各级权力机构的腐败宣战。
同一天，美国总统布什在墨西哥举行的美洲国家特别首脑会议上郑重宣布，任何曾经“触犯贪污罪，参与贪污案或从中获利的公职人员，不论是否具备移民身份”，都不得入境美国。
国际反腐的大环境对中国现阶段和以后的反腐工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记者为此采访了青年金融专家黄金老博士。
记者：中、美、俄三个国家几乎在同一时间，都对反腐问题做了明确的表态，这是一种巧合吗？它说明了什么？
黄金老：虽然各个国家反腐的实际情况和背景不尽一致，但从本质上讲，都鲜明地说明了一点，就是说，反腐败工作不仅是中国要面临的问题，世界其他国家也同样需要面对；或者说，腐败已经成为了波及世界的毒瘤，反腐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个别现象。要想取得反腐工作的彻底胜利，就需要世界关注、需要国际合作。
记者：美国总统布什1月12日“拒绝腐败官员入境”的表态，被认为是对他国贪官彻底关上了国门。那么，布什总统的承诺对我国现阶段的反腐工作有实质性的意义和影响吗？
黄金老：我认为，布什拒绝腐败官员入境的承诺，主要是基于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但不否认，在客观上也会对其他国家的反腐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鉴于近年来逃往美国的中国贪官数量有增无减，美方的新法令对正在加大打击贪污腐败力度的中国政府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并有可能促使中美两国在反贪领域的合作取得新的突破。至于具体的作用和成效，还要看以后的实际合作情况如何。从目前的角度讲，我个人认为，它可能会对“资本外逃”现象产生一定的制约力。
记者：您能谈一谈中国目前的“资本外逃”现象吗？
黄金老：资本外逃，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我把它归结为两个方面：即资本的非法流出和非法资本的流出，这是两种形式的违法，即资本流出形式的违法和资本来源的违法。例如：腐败分子、犯罪分子将贪污、受贿、走私、诈骗等非法手段攫取的财富非法转移到国外，尽管在转移过程中，有可能采取合法的形式进行，也属于资本外逃。已经过境的国有资产，若是非法化公为私，也是资本外逃。典型的如贪官携款外逃，以及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利用权利资本所积累的资本等等。
目前，中国资本外逃的方式不同于实行货币可自由兑换的新兴市场国家，如东南亚、墨西哥以及俄罗斯、东欧国家，这些国家的资本外逃主要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而中国的资本外逃不是经由证券市场，而是主要通过非正式的、非法渠道进行的，例如：贸易渠道、非贸易渠道、金融渠道、FDI渠道、境外投资渠道、直接现金携带等。贸易渠道为最基本的渠道，但随着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深入以及信息技术的进步，金融渠道的地位愈显突出。
从目前来看，中国资本外逃的特点表现为：总量巨大，阶段性明显。
第一阶段(1987年～1989年)，外逃数额不大，每年在50亿美元以下，且较稳定；第二阶段(1990年～1994年)，资本外逃规模逐渐扩大，每年在150亿美元左右，且呈递增态势；第三阶段(1995年～2000年)，资本外逃数额剧增，每年多在200亿美元以上，最多达到536.8亿美元；第四阶段(2001年～2002年)，资本外逃快速下降至100亿美元以下。
记者：资本外逃既然是与腐败现象密切相关的，那么如何有效地制止资本外逃，避免国家财产损失呢？
黄金老：对于蚂蚁搬家式的资本外逃，实际上很难监控。但不是对资本外逃毫无对策，如在金融领域，可加大反洗钱的力度；实行大额资金转移建立准报和跟踪制度等。但要想从根本上遏制资本外逃，还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最近，中纪委要颁布实施的《党内监督条例》以及布什总统发表的禁止贪官入境的讲话，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为打击和治理腐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另外，据我所知，《国际反腐败公约》在去年10月31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这是第一份全球性反腐败法律文书，形成了全球打击跨国腐败共同接受的准则，并首次在国际层面上建立了预防和打击腐败并加强国际合作的机制。我相信，随着经济
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国际之间的密切协作，打击和制止腐败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2003反腐突破
第一次提出建立制度反腐体系起草了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签署第一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一次在一年中公开报道了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的查处情况第一次在通报中公开表扬举报人第一次将临时巡视改为专门巡视第一次明确改革“条条”监督中的“三个不再”第一次把严重损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明确为纠风的重点群众对反腐倡廉的满意度第一次超过半数
作者：本报记者 梁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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