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9年提出全流通的时候，我是做好了坐牢的准备的。”最早提出全流通问题的张卫星接收记者采访时激动地说，“现在，不仅各方开始正视全流通问题，更对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等基本问题已达成共识。”
但最终国务院会采取什么样的方案仍是一个谜。
张卫星认为，对于全流通问题，理论界已经有很多非常好的方案，但是缺少创新的理论，现在最需要的是能够由国家组织牵头集合各方的力量对最终一揽子方案进行细节的打造。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吴晓求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于自己的方案是否会成为政府的首选，始终否认，只是说立法部门会充分考虑各种方案的可行性。
李青原则表示，实施全流通方案的过程中，一定要采取市场或非市场的手段，保证市场价格不过多波动。在全流通指导思想的选择上，她说，作为研究部门希望采取规则统一、决策分散的方式。
所谓“决策分散”，有分析人士指出其核心原则是中国证监会作为证券监管部门，只负责制定游戏规则并保证游戏的公平性。而上市公司的全流通改制，在监管部门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后，上市公司可根据自身情况，由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双方自由博弈来决定。业内人士分析，证监会规划委之所以如此推崇这一思路，一方面在于以往的实践证明，全流通问题复杂，基本上不可能找出一个方案全盘解决，而只可能一家一家地分散解决；另一方面，这种分散决策的方式也使证监会的决策风险降到了最低，避免了可能来自市场各方的压力。
至于具体方案，李青原表示，她倾向试点先行。
其实，早在1999年底就有过国有股的配售试点，当时“不低于净资产值、不超过10倍市盈率”的配售方案还是受到投资者拥护的。记得当时管理层曾一再提出要把那些具有投资价值的国有股拿出来配售给投资者，以搞好配售的试点工作。但在最后进行配售试点时，管理层选定的却是黔轮胎和中国嘉陵，这两家公司公布的1999年年度报告中，黔轮胎与中国嘉陵1999年度的业绩分别为每股收益0.047元和0.11元，分别较上年下降了0.213元和0.27元，下降幅度均超过了50%以上。结果招来了第一次减持试点工作的失败。
作者：李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