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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陈言(东京报道)
汇率问题是日中金融政策制定者都特别关心的问题。
2003年12月23日,日本银行北京事务所在国贸大厦正式挂牌,该行国际局企划处长露口洋介出任所长。日本银行是日本的中央银行。
露口洋介簇新的桌子上没有太多的文件,书架上没有多少书,从他宽大的19层办公室窗口向东望去,通县方面的建筑还在打地基,高耸的塔吊随处可见。北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日银此时在北京建办事处,就是要从这里看中国,要从这间办公室开始把日本与中国金融界交流渠道建设起来。
北京事务所是日本银行在伦敦、巴黎、纽约等城市之外,在国外设立的第七个办事处,也是惟一的一个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的办事处。
其实早在1972年日本银行就已经派专员到中国来了,只是那时日银专员是作为日本使馆的官员派驻。“今天我们在北京设事务所,是日银与中国金融界加强交流的必然结果。”露口向《经济》杂志强调说。
紧挨着露口所长办公室的就是国际局调查处长福本智之的办公室。不断地有汉语电话从福本办公室打出去、接进来。日本银行制定金融政策时，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非常重视调查。露口说:“我们办事处人还不是很多,不可能像在日本那样组织专业人员定期对主要行业进行调查分析,但我会尽最大力量和中国学者、官员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我也会尽可能多地去中国各地参观访问,切身感受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日本国会图书馆或日本比较有历史的大学图书馆,人们能看到日本银行按行业、按地区编辑的详尽的调查报告。有日本银行地方支行对各个地方经济景气情况的判断,有日本银行对整个日本经济状况的判断。
“汇率问题是日中金融政策制定者都特别关心的问题。”露口说。1989年到1991年,露口曾在日本使馆工作了两年,主要负责和中国金融界的交流。日本银行的理事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之间每年都有一次交流会,会议轮流在北京、东京召开,到现在已经分别召开了11届了。
露口说,我们并不去讨论人民币的升降问题,我们说得更多的是日本汇率自由化以后,日本面临的问题、解决的方式、日本的经验。
“我们和中国交流的三十多年,也是日元汇率不断变化,日本经济在飞速成长了一段后,出现了种种问题的三十年。我们很坦率地把在日本发生的一切,把我们对问题的分析及时地转达给了中国的金融官员。”露口说。现在,日本银行来北京设下办事处,在北京露口不仅要谈日本的经验教训,还要更多地看中国、分析中国。
露口很坦诚地说出了他自己的担心。“去美国欧洲等国家观察那里的金融状况,从方法上说不是很难,但是到了中国就不一样了。过去和中国有过不少交流,但用一种理论方法分析中国,把中国经济发展的信息准确地发回日本,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露口把放在办公桌上的手使劲攥了一下,他决定要用双腿走遍中国,用双眼亲自观看，不仅要好好观察国贸大厦西侧已经发展起来的北京，也要看大厦东侧正在发展的北京。要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对日中金融今后合作方向做出自己的判断。
藤原作弥
记者出身的日本银行副总裁
2003年12月18日，藤原作弥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看到我们已经坐在沙发上等他时,诧异地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离约定的10点采访还差20分钟,他放心了,和我们换了名片。
名片上写着:日立综合计划研究所社长藤原作弥。其实半年前,藤原是日本银行的副总裁,五年前是通讯社的记者。
一个戏剧性的新闻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日本金融界迎来了一个多事之秋。
日本金融机构的破产接二连三,主管财政的大藏省、日本银行都因为过分接受民间企业的接待,日本媒体强烈地批判政府与企业同流合污。警方逮捕了一些人,大藏省及日银均有人自杀,更多的人受到处分。最后大藏省大臣、副大臣引咎辞职,日银总裁及副总裁也先后辞职。
藤原在通讯社工作了36年,他一直做财政、金融、国际经济的报道,也当过评论委员会的委员长。藤原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日银的总裁、副总裁到底由谁来担任,况且日银总裁5年换一届,谁能把这个人选报出来,谁就能爆一个不小的新闻。
藤原在各处打听，他在政府界、金融界的朋友比较多。戏剧性的一幕是，有一天藤原接到了一个从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谈的问题正是日银副总裁的人选问题,而且要出任的那位先生不是别人,正是藤原。
“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当日本银行的副总裁。”藤原说。藤原是学法语出身的,上大学时想过将来当记者,想过用一双眼睛看遍世界,用一支笔写遍世界,但没有想能当央行的副总裁。
不是开玩笑吧?自己能胜任吗?藤原犹豫了好几天以后,才答应下来的。到他正式上任,只剩下7天时间了。
转换角色
藤原凭什么能做日银的副总裁？
1996年,他作为金融制度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了日本银行法修改问题的审议,而且在会上坚决要求改革日银。藤原认为,二战前制定的日本银行法是军事体制下的产物,应该修改,在法律上向欧美学习,增加独立性与透明性。
藤原在沙发上换了一个姿势,双眼看着我们说:“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已经崩溃,但大多数人没有看到日本经济的变化,日本已经落后于世界潮流了。”藤原一直通过他手中的笔,不断地写文章批判当时的金融政策,主张进行彻底的改革。作为记者他参加了新日本银行法的制定。
“当时的桥本总理要进行六个方面的改革,金融改革是其中的一大支柱。桥本要解决日本不良债券问题,同时要对金融体制进行进行一场革命。”藤原说。藤原认为一个真正的记者,总要站在政策当局的对立面,通过批判政府的经济政策来完成对政府的监视、监督作用。但接到总理府的电话后,藤原必须要转换方式,要从批评政府的政策,转换到去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经济政策。
“独立”与“透明”的央行
藤原说:“我进入日银后,坚决修改了央银与民间银行的交往习惯,成立了遵守法令委员会。过去日银惟我独尊,我彻底地改变了这种作风,加强了日银与民间的交流,我是日银公关方面的最高负责人。”
当了副总裁以后,藤原主要负责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内部管理,对于不守纪律的现象坚决予以制止;二是对外公关,把日银的廉洁形象重新树立起来。
在确保“独立性”、“透明性”的同时,藤原大刀阔斧地减少了工作人员的数量。“对日银内部那些问题比较大的部门,我一个人一个人地找来谈话,不管他是哪年进日银工作的,也不管他是主管什么工作的,广泛地听取了各种意见,找出解决的方法。那时日本内外的经济状况很不好,在日银工作很难,在制定政策上也同样困难重重。那时我天天都如履薄冰。”藤原说。对于具体的如何制定政策,如何在日本金融危机比较严重的几年里,为日本摆脱危机制定政策的等问题,藤原不愿意深谈，只是简单地回答说:“日银有非常强大的调查、统计力量,每项决定都是反复调查后才做出的。而且很多调查结果都对外公开,为更多的人来评论日银政策提供依据。”
采访结束后，藤原带我们穿过研究所,把我们送到了电梯前。看上去他既没有央行副总的架子,也没有记者的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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