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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任
大概是1986年吧，总之是《童年往事》入选“纽约影展”的那一次，我在纽约林肯中心见证了一次似乎与小津安二郎不无关系的小小文件。不，应该是小津与台湾电影的关系或没有关系。
《童年往事》放映完毕，侯孝贤在掌声雷动中上了讲台，焦雄屏坐在旁边担任翻译。观众席中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绅士举手提问（后来才知道，他就是《纽约时报》的资深影评人VincentCanby，现已过世），问题的大意是：他觉得《童年往事》的镜头运用和剪接方式很像小津安二郎，想知道侯孝贤是否受过小津电影的影响。观众中不少人认为，侯孝贤的回答不够坦诚。侯孝贤说，他直到《童年往事》拍摄前，从来没看过小津的电影。
我完全相信孝贤。
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不要说台湾，即使在美国，也要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才开始受注意。我仔细翻阅了手边现存的《剧场》杂志，里面介绍的电影新潮，当然以欧美为主，日本电影也有专文专题，但集中在当时国际影坛瞩目的黑泽明、稻垣浩与小林正树。不要说小津一字未提，连沟口健二、成濑巳喜男等也都付之阙如。
《剧场》同仁中，看过小津电影的只有一个人，UCLA电影系硕士研究生陈耀圻，他不但看过，而且对小津的评价，高过黑泽明。我记得，编辑聚会中，耀圻不止提过一次，但没有得到什么反应，理由很简单，不要说电影作品，连名字都没听说过。台湾那个年代仍然是日本电影的一个重要海外市场，小津的电影也许放映过，但我推想，大抵是混在时代剧与言情片中，他也许有他的基本观众，但他对当时台湾追求电影艺术的年轻一代人，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他还没有“被发现”。
第一次看到小津电影，已经是1980年代初。联合国总部所在地附近，日本外交界与民间合作，成立了一个以宣传日本文化为主旨的日本协会（JapanSociety），除了专题演讲与艺术展览，还经常有系统地介绍日本电影。日本协会附设一个小剧场，有一百多个座位，我是那里的常客。那是我成为小津迷的启蒙阶段，后来，《纽约客》杂志开始推出小津电影系列（主要是他的晚期作品），我当然积极追踪，尽量搜集。小津电影开始在所谓的“艺术电影”院线上映，更在那以后了。
一直到今天，小津电影在美国，仍然红不起来，始终是个冷门，仿佛只有极少数有
特殊偏好的人能够欣赏，而且，不论这细小的一群多么热衷，小津的地位（在美国），远逊于黑泽，甚至连沟口也赶不上。美国人无法爱小津，有两个原因，第一、没有故事，情节单调；第二、节奏太慢，镜头太机械化。
这两种批评，很惭愧，恰好是我迷上小津的基本理由。
研究小津安二郎的美国学者唐纳－瑞奇（DonaldRichie）认为，小津的电影世界围绕着家庭与家庭的解体。家庭的定义，有一定的延伸，学校与公司生活，等于“家”的扩大。“家”的解体就是家族成员的分离，因此，生活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如结婚、退休、死亡，往往成为小津故事千篇一律的主要流动线。小津电影中最重要的一句台词——“这就是结束了吗？”表现的无非是人类的共同命运——最后还是一个人面对孤独与死亡。
然而，必须注意，小津在处理这些看似戏剧化的主题时，丝毫不激动，既非悲剧也非喜剧，只是平常心，跟日常生活之流所遇到的一些零散事件，没有本质的分别，几乎可以说是其中必然有的组成部分。而观看的态度，既无悲痛也无抗争，只略带一些无可奈何的哀愁。
你可以说它或许是禅，然而，也没有“悲欣交集”。
小津的“家”，不是“家庭制度”，只是普普通通因为血缘、需要和职业，自自然然活在同一场所的个人。电影人物活动的场所，也就是这种“个人”习惯的场所：客厅、厨房、车站、办公大楼、医院、学校、咖啡室、餐厅、酒吧……。
没有人反抗制度，没有人为命运挣扎，也没有人与神之间的对垒与臣服。
小津自己说过：如果你不表现人性，你的工作就毫无价值。小津的“人性”，不需要通过战争、灾难来体现，它就埋藏在普普通通的个人日常生活中。拍完他最后一部作品《秋刀鱼之味》，小津说：“我一向对人说，我什么都不做，只做豆腐，因为我是个纯卖豆腐的人。”
没有故事没有情节？你看自己的一生时，会注意故事与情节吗？节奏缓慢镜头单调？这不就是豆腐吗！豆腐的好处在哪里？懂得吃的人自然知道。
《东京物语》的结尾，母亲心脏病发亡故，丧事办完，小女儿与做了寡妇的媳妇（原节子饰）有这么两句对白：小女儿：“人生真令人失望呢！”媳妇：“是的，一点不错。”两句对白的调子其实是哀而不伤。仿佛虚心接受了事实，坦白面对着赤裸裸的自己。
我记得侯孝贤曾经说过，他喜欢拍的就是阳光下活动的人。这个“人”，应该也就是普普通通的个人。
艺术上的殊途同归是常见的现象。日本人为什么不选择小津的入室弟子或其它日本导演拍摄小津诞生百年的纪念影片？我相信日本绝不会找不到承袭了小津衣钵并深谙其电影技巧的编导，然而，通过不同经验摸索出自己独立艺术道路的创作者，即便不来自同一文化传统，是不是有可能作出更好的诠释呢？这道理我觉得很容易说明白，心与心的相通，大抵与吃豆腐能否辨别好坏一样，日本的决策者，显然从侯孝贤“太阳下活动的人”里面，看到了小津的豆腐原味。
这也就帮助我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成为小津迷。
1980年前后，正是从“赤道归来”的时候。小津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人间”，恰好是我在左翼信仰的“人间”里左冲右闯而终于走投无路的时刻。当然，这个“新的人间”，却不一定怎么光明灿烂，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字，刻在小津的墓碑上。
（原刊《书城》2004年第一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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