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大议案兑现
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将获“市民待遇”
见习记者 周扬
上海报道
临近春节，位于上海奉贤区的安徽驻沪简易学校已经放假。校长马子正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都回家了，才回到办公室写学期总结。面对来访的记者，马子正有些按捺不住地兴奋，“下学期开始，这些民工的子女将会和城里孩子同等待遇了。”
让这个民工子弟学校校长兴奋不已的，是上海近日出台的《关于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适龄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下简称《意见》）。在上海市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焦扬明确指出，“符合条件在沪就读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享有法律赋予的合法权益，在接受教育教学、参加团队组织、担任学生干部和评优奖励方面与本市学生同等对待。”
今年9月将正式实施
在2003年上海市第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刘伟国就提出过“关于妥善解决外来务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议案。刘认为，“上海现有380多万流动人口，数以万计的民工子女也将成为上海未来的建设者和市民，如何解决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问题，不仅关系到这些家庭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稳定，还关系到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未来发展的后劲和形象。”
刘的议案在当时曾引起许多代表的共鸣，而上海市政府一直高度关注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从1998年起就陆续颁布相关文件，2002年曾经出台过一个与《意见》类似的征求意见稿。
2003年9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劳动保障部等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区贯彻执行。之后，北京、浙江等地的相关配套政策陆续出台。
上海市政府发言人焦扬说，“《意见》将在经过相应程序审议、批准后发布，并制定细则进入实施。”据上海教育系统一位内部人士透露，“乐观估计会在今年两会上讨论通过，也有延期的可能，但今年9月新学年开学时会正式实施。”
据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提供的公开资料显示，到2002年末，上海外来人口中约有32万应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其中12.3万进入公办学校就读，19.7万在民工子弟学校读书。
《意见》针对上海民工子女的就学现状提出“两个为主”的原则，即“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由流入地的区县政府管理为主、在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就学为主”。
奉贤区实验
奉贤区是上海市外来人口的集中流入地，当地农民工子女接近18000人。用奉贤区政府教育督导室黄亚民老师的话说，“奉贤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改革的实验可以作为上海市的一个范本。”
49岁的安徽驻沪简易学校校长马子正是安徽霍邱县人，他1993年就来到上海奉贤区办起了民工子弟学校，当时的初衷是让在上海打工的霍邱农民子女有书念。在马看来，2000年以前，上海的民工子弟学校相当混乱。
比如学校办学许可证的颁发“证出多门”：有流出地政府社会力量管理办公室发的，有教育体育委员会发的，甚至有花钱买来的办学许可证，“当年最多1000块钱买个证就可以办学。”
当地民工中流传这样一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校长”，意思是杀猪卖肉的，办起了学校也可摇身变为校长。办学者队伍中的鱼龙混杂令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质量普遍低下。
奉贤区政府教育督导室2001年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当地40所简易学校中，办学手续健全的只有12所，办学手续不全的有14所，既无办学许可证，又无年检也无备案的“三无”学校达14所。部分以营利为目的的办学者千方百计降低成本，多招学生少用教师，“最终吃苦的是孩子。”黄亚民说。
但另一方面，上海公办学校的高收费令农民工们望而却步。“首先要考虑让孩子有书读，能够入学总比辍学失学好。”马子正校长说，“作为过渡性的民工子弟学校还是有长期存在的必要。”
奉贤区政府从2000年开始，对区内的民工子弟学校进行清理整顿。好的扶持，差的实行“关停并转”，安排这些学校的学生到附近的公办中小学或合格的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到目前为止，奉贤区民工子弟学校已经减少到36所。
曾经证出多门的办学许可证现在由流出地政府教育部门统一颁发，“《促进条例》中提出由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那以谁为辅呢？在奉贤，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间的合作很有特色。”奉贤区政府教育督导室的副主任俞根龙说。
据俞介绍，安徽霍邱县教育局在农民工子女的学籍管理、毕业证发放和教师资格认定方面，协助奉贤区教育局共同完成工作。
针对民工子弟学校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安徽驻沪简易学校与奉贤区塘外中学合作办学。租用后者的校舍和办学设施，使简校的学生在不增加交费的情况下与上海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与奉贤区的改革同步，上海闵行、浦东等区县也陆续对民工子弟学校进行清理整顿。作为公办中小学义务教育补充的民工子弟学校在上海渐入正轨。
跨越经费门槛
《意见》中提出，“市、区县两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将安排经费，对公办中小学招收农民工子女入学予以鼓励和扶持。”今年将把农民工子女在公办学校的就读比例由37％提高到50％。
“问题在于，《意见》实施以后，公办学校针对农民工子女收取的赞助费和借读费都将取消，以体现‘同等待遇’，而教育财政支出肯定会相应吃紧。”黄亚民说。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胡瑞文教授向记者指出，财政问题其实根源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由乡镇级人民政府以教育统筹的形式向农民征收，在农民工子女离开农村后，由于缴纳的教育统筹费用没有根据民工的就业流向在地区间划转，而农民工就业所在地的城市财政体制在义务教育支出中又没有包含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等于在我们目前的义务教育体制中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
“倘若不加大对公办学校的财政补贴，它们吸纳民工子女的积极性就会很低。”黄亚民说，“而另一方面，民工子女的低教育素质，则是他们进入公办学校的隐性门槛。”
马子正校长告诉记者，在他的学校曾经有不少孩子喜欢偷东西，学校附近的钢管厂多次遭窃。这些孩子虽经多次教育却一犯再犯。最终一个学生向他吐露实情———如果偷不到东西回家，妈妈不给吃饭。
“这是现实存在的情况，因为父母和家庭环境的因素，造成现在的农民工子女难以管理和教育。”马子正校长说，好的公办学校在吸纳他们入学时会很不情愿。
此外，在上海就读的农民工子女使用的是全国教材（上海使用独立教材），参加中考和高考时仍需回原籍，并不能如同城里学生一样参加上海卷的考试。要实现真正的“同等待遇”尚需时日。
“但《意见》的出台至少是个好的开端。”奉贤区教育督导室的俞根龙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