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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监利宣布启动教育改革以来，舆论对此沸沸扬扬。许多人纷纷指责监利出卖学校的行为，认为这样的做法改变了学校公共产品的属性，动摇了基础教育的根基。不过也有人为改革辩护，认为这是一场类似国外的“教育券”实验，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
本报在派出记者对监利教改进行大量细致的采访之后发现，这场浩大的改革并不是能通过一两次争论就能厘清并给予定性的。
这场改革虽然很大程度上缘起于学校资金短缺对财政造成巨大压力，但是，这却又不是动机的全部，改革者更提出通过“教育卡”来改善教育产品的供给，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的思路。这样混合的改革目标很容易让人困惑，引发争议。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件事，其实监利如果不推出这次改革的话，监利的教育事业虽然面临困境，但依旧可以得过且过。这样虽然会导致巨额的学校欠债将越滚越大，教师队伍将继续庞大臃肿，素质良莠不齐，基础教育水平长期徘徊不前，但没人会因此来指责教育管理部门。反而，管理者推出了改革，想有所作为，想从不容乐观的农村教育大环境中挣脱出来，他们却受到了质疑。
对教改的不少质疑从理论上似乎都很有逻辑，但是完美的理论并不能成为评判监利教改首要参照。因为许多时候，改革就是对理论的突破，企图从理论上就对刚刚启动改革进行诠释和判决是不现实的。改革是否合理，关键是看它的效果。
记者调查发现，在监利，有人早就对教改进行过尝试，那就是监利的商人杨从学，他早在2002年就租下监利龚场镇双湾小学，进行了教育改革试验。试验的结果是：教师队伍被精简；教师待遇得到改善；教学水平有所提高；学校办公经费大大减少；学生负担有所降低。不过虽然试验取得了初步成功，但是由于行政干预的原因，试验最终却流产了。
初步成功的案例已经存在，这至少说明，监利教改方案并不是一无是处，它是有可能会带来一些积极效果的。效果是衡量所有改革的的标准，效果不仅包括效率也包括公平。落实在监利教改上，改革的效果至少应该包括这几个方面：学校是否在改革后更良好的运营，基础教育水平是否因为改革而提高，学生负担是否因为改革而下降，教育差别是否因改革而出现改观。
如果这些效果在监利教改过程中实现了，这次改革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这些目标实现不了，监利教育无疑是应该质疑和否定的。所以，与其沸沸扬扬地进行争论，讨论这场改革，不如静下心来观察改革的进程，在充分的事实依据上进行辨别，这才是一种成熟而理性的心态。本报评论员于平 相关报道见今日A18版（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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