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听东方出版社编辑说你在写作这部书稿过程中七八次犯病，对你表示安慰！据称，有多家出版社纷纷约请你撰写一部关于你事迹的书，而你开始都一概回绝了，为什么后来又改变主意出书呢？
郭光允：这本书里一开始就写到我听到中央处理程维高的决定那天，我们家发生的事情和我本人的心理状态。当时我的心理状态就是：什么鲜花呀、掌声呀，那些都是虚的，世
界上的事可能就是这样，不管你做得怎样轰轰烈烈，你追求的目的无非就是一个“正常”———所谓“正常”，就是恢复生活的本来面目，白的不能说成黑的。我跟我老伴当时的情绪是非常平静的，我认为再写书，再来渲染这个事，别人会不会说你得意忘形？所以对这个我们想低调处理。
记者：那后来为什么又写了呢？
郭光允：也是（出版社的人）说服工作起了作用，他的一句话特别打动我：我们不想你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高大的人物，我们首先认为你是个爱国的人，其次，你是一个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我们约你这本书的定位就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的成长、斗争历程。这句话打动了我。出版社编辑的话入情入理，我也在琢磨这么个问题，大凡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一生都有丰富的故事，也有写书的冲动，这个事出来后，刘善祥老书记多次跟我说，应该把你的斗争经历写下来，写一本书，会给读者以特殊的教育作用，从你的一生开始写。于是我开始着手（写作），从我的一生开始写起。
记者：阴法唐将军称他以浓厚的兴趣读了你的生平叙述（第三部《一条道走到大天明———坎坷的前半生》），评价相当高。认为不是“闲笔”，更不是为个人“树碑立传”的行为，你的勇敢选择和义无反顾的斗争行为，都可以从你一生的经历中得到解释。
郭光允：这就是所谓的“感情基础”吧，我从小饿饭，读书的目的，甚至连“出人头地”都没想过，我读书的目的就是将来能养我的一家子人，让他们不至于饿饭。可是事与愿违，我爷爷、我父亲、我二妹妹都是饿死的。我在湖北农村蹲点的那一段经历，对我后来的影响是相当大的。那里的农民非常穷，但是很淳朴善良。我有一次不经意开了句玩笑，一个农民兄弟淡淡地对我说了一句“郭同志你吃饱饭了”，这句话对我刺激相当大。穷苦人出身的人，不一定永远保持对穷苦人的感情，农民兄弟指责我“吃饱饭了”使我看到我的灰色心理。我在机关工作生怕我怠慢群众，让他们对政府办事机关产生畏惧感。我能够义无反顾同程维高、李山林他们斗，就是源自于这种感情基础。
记者：书里写道：前8年的故事实在不是个振奋人心的故事，后8年也是磕磕绊绊，老是挨整，但你的口吻却相当乐观，时不时来句幽默，还不时来一点自嘲……
郭光允：我跟编辑商量改稿时开了一句玩笑，我说你看那部《西游记》，孙悟空也不是一根金箍棒所向无敌的，在西天取经过程中他也老挨整，老吃亏———我倒不是把我跟孙悟空来比，我是想消除编辑的疑虑：怎么净是“腐败分子郭光允”，怎么净是郭光允到处碰壁、挨打、挨汽车撞的事呀？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呀，客观事实就是如此呗，所以我认为这本书要怎么写，还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记者：但读起来还是好看。
郭光允：感谢编辑的配合，他们为本书的形成做了大量的文字整理和润色工作，我的初稿是从童年写起，按照时间顺序原原本本讲我的一生，编辑们进行了大的调整，这本书一开始就直接展开写我同程维高及其党羽16年的斗争，这样的结构肯定比我的构思合理，为了细节更加丰富，他们还进行了录音整理，光录音带就有两大包。我身体不好，写初稿时犯了一次病，改稿时又犯过两次病，到北京补充录音时又害了一场大病。没有出版社编辑的大力帮助配合，我是很难完成这样一部作品的，何况又在3个月之内。
记者：据介绍，您其实也是喜欢写作的，文笔还不错，您写到“‘李市长’摔了个大马趴”那一节，连出版社看来都觉得特别精彩。
郭光允：李山林落选的过程本身也是充满戏剧性的，当时有个厂长就兴奋地对我说：“老郭呀，咱们把这件事写成小说，名字就叫《李山林落选记》，让全国都知道石家庄出的大新闻！”这说明，生活有时就是一本书。关于那次人代会选举，还有好多情节，比如一个省委没有安排的候选人选上了，省里还动员他退出，可是这位候选人不服气：人民代表选了我，我为什么退出？结果选上之后，他还上台去给代表们鞠躬。这些场面是讽刺性的，挺有意思。但书里面没有采用，为什么呢？怕打击面太广，另外呢，这个故事主要讲李山林，所以删去也是情节的需要。我喜爱文学，有时候也舞点文弄点墨，但这几年我所谓的“写作”全耗在写控告信和申诉材料上了（苦笑），这本书的出版，我要感谢帮助做了许多文字工作的编辑，我留下来的申诉材料太多了，加上原始书证、狱中书信，有这么一麻袋，有时候身体不好时，字又写得潦草，整理起来费了不少事。
记者：写书的时候，有供你参考的文学范本吗？
郭光允：我平时喜欢读点文学作品，他们给我推荐的《一个人的遭遇》我文革时看过电影，时间太长，记不清了。这回又把小说读了一遍。另外我也在看《官司惊动中南海》这本书，这本书主人公的经历跟我相似，都发生在河北。唉，怎么这种事净出在河北？这本书写得很真实，但我也跟出版社说恐怕我这本书不能这么写，因为上访过程写得太细，我倒是看得挺入味，一般读者可能嫌太琐碎了。
记者：你在书中多次提到，希望年轻人理解你的所作所为，你更希望年轻人读你的作品？
郭光允：是的，年轻人是国家的希望。我也年轻过，我的年轻时代，没有什么浪漫，有的只是惨痛的记忆。可是，我看到年轻人，还是觉得很亲切，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也曾有许多美好的感情美好的向往。他们比我幸运，但是，他们有时候显示出的激愤和失望又让我很担心。我不想对他们说教，我只是想写一种希望……
记者：你在尾声部分那封《给孩子的一封信》很感人。
郭光允：唉，我们这些老的，对社会上的某些事情那么困惑，怎么去给孩子解释？我这本书的结尾，没有大团圆，还遗留了一些问题，我只能说到这个程度，只能不断地给善良的人们打气。
记者：这本书据说进行了一些适当的处理，比如有关人物，比如遗留矛盾……
郭光允：我在改稿中也费了些斟酌。坦白地说，许多整我的人还在台上，我虽在平反过程中指名道姓揭发批评一些同志助纣为虐的错误，要求有关部门惩办他们、处分他们。但考虑到影响，我把这些内容自觉地隐去了，为河北的安定团结做点份内之事吧。所谓“恶有恶报”，我看也未必。现在，也有判了死缓的犯人，没几年就保外了，过的日子也挺滋润。我已经疲惫了，不想再惹事了，比如李山林的亲信，牢里面那个骗我的卧底，都是亡命之徒，书里面又不能回避这些矛盾，所以也隐去了真名。关于这一点，我只能给读者说一声对不起了！请你们原谅我的不彻底，但我问心无愧。
记者：你在扉页上的两行题记也很有意思，第一句是“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关心我、同情我的人”，第二句是“谨以此书献给那些误解我和怨恨我的人”，这后一句你能否讲讲你的用意？
郭光允：不是说我要树立个人形象，但既然成为“公众人物”，就不得不解释几句。我实事求是，作为一个普通干部卷入了这场斗争，阴法唐政委也说我的事是“不该发生的故事”。在这个事件中，贪官腐败分子有他们的“合理性”，我一个普通党员，也有我自己的“合理性”，就像有人告诉我的：在这件事里，你是对的，李二（山林）也没有什么不对的。我要讲清楚这件事，也算是对历史有个交待，如果对立面恨我，请便吧！如果许多人对我有误解，我要告诉他们：我跟石家庄大街上锻炼身体的老人们没什么区别，我的选择，只是一个普通中国人、一个普通党员自然的选择。为什么说是“自然的选择”呢？很简单，人就是这么一个东西，踩我一脚我会疼，打我一拳我会恼。我没多少理论，我只知道黑的不能被说成是白的，所以他们硬要黑白颠倒，我就不服这个理，就要跟他们斗，被人说成“好事之徒”也在所不惜，无所谓了。我运气算好的，跟其他一些挨整的人不同的是，我坚持得比较久，还迎来了胜利。 （16F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