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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和中国都是处在转型期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两者实际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商人在国家经济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贵刊上期封面文章《越界者》中俄罗斯首富霍氏的结局不禁让人深思。
我认为商人最应该扮演的角色还是商人本身，所谓“在商言商”。俄罗斯在转型期形成的“寡头”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也和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如果“寡头”们在完
成对总统的支持等一系列政治使命后，能把更多精力放在商业，结局可能会与现在不同。
最近传来普京政府将对另一个“寡头”阿布拉莫维奇展开调查的消息，说明“寡头”已经触及了普京政府的利益，在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的边界因为“寡头”阶层的出现而变得模糊不清，这个时候，牺牲者只能是“寡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期的封面长篇是我看到国内媒体中最完整和全面的一篇报道，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这样全景式报道的文章在贵刊出现。-(北京唐加彦)
MBA教育走上前台
企业家可以直接参政，而决不只是一种象征意义——最近，为中关村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咨询的中关村科技园区首届企业家咨询委员会成立。在25名咨询委员、7名特邀委员中，有柳传志、何鲁敏、倪道明这样的明星企业家，而且有两个北大国际MBA背景的人物：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淮松和威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区行政长徐涛。
笔者认为，企业家“智囊团”吸纳有国际MBA背景的企业家说明，从MBA学员到高级管理者，从高级管理者到企业家；从企业家到政府的智囊团，这标志着我国MBA教育，特别是具有更高层面的国际MBA教育，在经过多年的发展后逐渐完善规范；而MBA教育作为一种对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企业管理者进行更为系统的教育和培训的一种教学方式，已经开始走上前台，逐渐被企业、产业管理决策部门，被社会公众所认同。而一个学员能从接受MBA教育到选中成为智囊成员，最大化突出了MBA教育本身对学员管理、拓展等综合素质的整体布局，使中国企业家更加职业化。
中国企业现在特定的经济环境，注定了他们急需一批既具备国际视野和完备知识结构，又具备实践能力和本土化特色的高级管理人才。这一重任首当其冲落在了MBA教育上。MBA教育与传统研究生教育最大的区别就是，MBA是对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企业管理者进行更为系统的教育和培训的一种教学方式；MBA教育培养的是管理方面的通才，是对实践能力要求很强的职业经理人的系统化教育。我认为此次中关村首聘企业家智囊团，最有意义的就是企业家原本作为一个企业发展的成员，了解熟悉的莫过于自身的一个行业；但中关村企业家智囊团，必将涉及到各个行业整体布局的发展，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学识。-(北京张涛)
结构治理是银行痼疾
我一直在关注中国银行业，因此看了贵刊的《中国银行改革路线图》不由兴奋起来。
在不到一千字的文章里要把中国银行业所有的症结来说透显然不易，这篇文章借普华永道的角度把问题集中在了“公司治理”这个焦点上，可称得上一语中的。在我看来，中国银行业的最大症结，主要是集中在两点：一是风险控制太低，二是公司内部治理不完善。而实际上，这两个问题再化二为一地说，实际上就是一个问题，即公司治理结构。
但是遗憾的是，贵刊在金融方面覆盖较少，甚为可惜。而且，中国的金融开放进程已经开始，今后会有大量的题材出现，希望贵刊多关注一下银行业的情况以写出更多具有“第一手”内容的文章。-(深圳周兴迪)
重塑品牌新潮流
随着今年麦当劳在德国慕尼黑首发的品牌宣传的开始，“我就喜欢”(i'm lovin'it)成了消费者的日常用语。摩托罗拉也为占领年轻人的心理高地而展开了号称“MOTO”的品牌重塑运动。国内企业也正在开展品牌重塑的运动，新浪最近所提出的“一切由你开始”(You are the one)，就是强调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强调以客为尊的精神。
品牌是在一个企业经营的过程当中，随着其服务对象、服务理念、产品策略，及其所处的地区、文化、远景等诸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同时，品牌的内涵也会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发展。本土的企业若要进军国际，那么它就需要拥有能够被不同国家消费者接受的品牌形象，国际化的企业要植根在一个特定的地区长久发展，品牌则要注入与该地区文化一致的信息。这也许就是这些已经有相当知名度的企业还在重新塑造品牌形象的理由。
有的品牌重塑则不仅仅是品牌的内涵变化，而且与企业的战略转型息息相关。曾经一度是电信企业的亚信庆祝十周年之日宣布，以645万美元的现金方式和价值255万美元的股票，收购太平洋软件(中国)有限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和商务智能资产。这次收购，标志着亚信战略焦点正在从一个完全的电信软件解决方案供应商，向一个跨行业的软件解决方案供应商的转变。这样，亚信已经不是一个电信行业内的品牌，而进入了通用软件领域。这种不但改变品牌内涵，而且转变战略的重塑能使业务得到更广阔和长远的扩展吗？还是个未知数。-(北京贺宏宇)
华为的成本低在什么地方
看了《华为暗战思科》，我联想起最近看的一本书《华为真相——在矛盾和平衡中前进的“狼群”》，这两个报道中最令我关注的都是华为在欧美市场的策略。
一直以来，我国学者和企业界都把我国企业的“低成本、低价格”视为民族工业崛起的比较优势。但是，在核心技术方面没有自主权和控制权，就无法在“低成本”的基础上实现产品的“高质量”，也就使“低成本”失去竞争意义上的优势；而且，当中国日益成为全世界的“制造车间”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已无优势可言，因为，它已经成为全球共享的资源。
华为向跨国公司发动“世界大战”的引信就在美国。它第一个攻击的目标就是年销售额8倍于自己的思科。关于双方历时10个月之久的纠纷与和解，我想强调的是，真正使思科的高成本、高价格和华为的低成本、低价格形成优劣势能比较的，就是华为在高端路由器上的技术突破。那么，思科的高成本高在了什么地方呢？或者说，华为的低成本低在了什么地方呢？答案是研发成本。仅研发人员的薪酬成本，思科就是华为的4至5倍。这部分成本在IT跨国企业中所占比例不可小视，因为真正的科技型公司，其研发人员往往占其员工总数的40%以上。跨国公司可以把车间设在中国，但是研发部门(特别是核心技术)是决不会放到别的国家的，否则，就枉谈科技立国。
据了解，联想近两年来也一直在“图谋”海外市场，但是一个没有核心技术的企业，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做一个高科技的跨国公司呢？海外市场对联想的接纳程度，仍然要取决于全球化的商业规则。我想就以上方面而言，缺乏核心技术的联想，恐怕也要落后于华为。-(北京守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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