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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辰
没见陈彩虹前，题目都拟好了：我在韩国开银行。因为此前也听朋友说起，陈行长在韩国的种种不易，而且银行还没开张就给他所服务的中国建设银行拿了大单。所以本报要做这个“2003，我的故事”时，第一个想到了他。
我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很多人在“非典”期间无所作为的时候，他完成了一份关于中国银行不良资产的报告，认为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被大大高估了，还提出了不少圈内有见识的专家认可的政策建议，其潜在的贡献比开办一家分行要大得多。
陈彩虹是个自律甚严而且很勤奋的人，在记者的眼中，是可以作为榜样让年轻人学习的那种。我们来看看他的故事吧。
孤寂的报告
去韩国创建汉城分行时，陈彩虹是建行福建分行的副行长。过了羊年的春节，陈彩虹到了福建，组织不良资产摸底调查，制定方案如何减少不良资产，为下一步的工作提供良好资产环境。
“4月上旬，接到通知，让我组建汉城分行，月底成行。工作交接完，‘非典’来了，不让回北京，大家都不知道隔离要持续多长时间。很孤独，于是对银行不良资产的情况做了个大的清理，对建行福建分行的不良资产的情况做了个汇总，形成了一份报告。结论是，银行不良资产被夸大了。”
“大大小小的媒体都发了，也通过各种途径送到了相关部门。引起了些反响，后来发现很多部门也意识到这件事。遗憾的是，没时间去考虑具体的政策建议。”
“6月初回到北京，‘非典’余波，跟朋友一起爬山，搞体育活动，做了些交流，像世行的王君，中行的朱民，亚行的汤敏，他们鼓励我再做下去。我说，我马上要战略转移了。”
“王君告诉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资料取得困难，他们抱怨中国银行体系不透明。我说，其实我们自己都没有充分的数据，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转轨时期的特点。”
“我个人认为，如果我的看法被有关部门采纳，把其中有实施可能的措施付诸实施，对银行变革，对不良资产处置，应该有比较大的贡献。”
汉城分行
建行汉城分行，4月初就预批了，按照韩国金融监管条例，6个月内要递交正式开业报告，各种事项都要准备好，等正式批准。
“由于‘非典’，我是7月21日到任的。除了办公室装修完成，电脑硬件买了，加上原有的代表处的两个国内员工一个当地员工，一切都是零。面临的问题：在总行各部门密切配合支持下，要在两个月内递交上正式申请，并且要争取在年内拿到正式批件，更重要的，年底前要具备正式开业条件。”
“国内员工就盼着我去。”
“我带着三本书，《易经》、《孙子兵法》、《道德经》，儒家文化已经深植我们的血脉，佛教不是本土的，所以没带，西方的东西也没带。”
“《孙子兵法》讲，上兵伐谋。我就从这入手，原先的可行性报告、调研报告只能作为一般性参考。我就用一周时间调研，拜访了中行、工行汉城分行，调研了其他国家银行派驻当地机构的经营情况，确定了我行干什么怎么干。确定了以批发业务为主的目标，至少起步阶段应如此。在这个基础上，设计了部门构造，人员安排，等等，这样心里踏实了。”
“招人。在北京时，我就请汉城办事处物色了一家猎头公司，拿到了200多位银行员工的情况——中行工行管理层大部分是国内派去的，招的多为刚毕业的学生，然后经过培训。我们不一样，要招有银行工作经验的，而且过去干什么现在干什么，基本对口，这样拿到执照就可以开业。”
“我们从200份简历中挑了30多个，面试，定下14个人。进入薪酬谈判。6个部门，5个部门负责人是韩国人。我有两个副总，其中一个也是韩国人。要求英语为工作语言。韩国英语也不是很普及，但是在银行界还可以。听说我们的举措在中行、工行当地机构引起了一点震动。”
“然后是电脑系统培训，总行去了一个系统支持小组。我签证到期，9月30日回北京，办手续和处理相关事物，一个半月。”
“正式文件是9月5号交上去的，9月16日在到韩国金融监管部门手里。”
这样，韩国人不高兴了，因为惯例，预批后一两个月就该交上去了。而且10月4日就到期了。他们要求陈彩虹去面谈。没奈何，陈彩虹又办了一个短期签证。“10月10日到了汉城，面谈就是三个问题：一是资本充足率，为什么低于国标？二是不良资产，是什么样一个状况？三是发展战略。”
“效果非常好。12月11日批了，12月15日正式拿到，我12月17日回国办长期签证。到12月12日，我们已经基本达到开业要求，今年一月中旬试营业，2月可以正式营业。我自己都觉得是个奇迹。本来以为要8到12个月。回过头想，一是总行大背景和各部门的支持，二是思路清晰，借鉴了人家经验，勤奋，没走弯路，还有就是韩国人的敬业。”
陈彩虹又有了新的忧虑，如何生存发展？“忧虑非常重：一是经济环境，1997年以来，韩国受金融危机影响后，元气未复；二是，办公场所是全汉城最贵的楼盘，非典延长了3个月的筹办时间，增加了一大块的费用，成本负担更重，前期准备费用要求2004年一次分摊。压力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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