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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钢材涨价、农民工的工资
本报记者 董小荣
“全国优秀施工企业家”黎声，用他同行的话来说，那是行业内知名度“非常高”的人物。因为他所在的北京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是全国惟一一家已经10次获得建筑行业最高奖
“鲁班奖”的企业，而在他担任一把手的十余年间就拿到了5次。他的下属在评价他时，则往往爱用“那是一个性情中人”之类的钦佩之辞。黎声对自己的评价是，“我是一个感情色彩很重的人，在这家公司土生土长30多年了，现在又处在公司转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觉得自己的责任很重大，必须干好。”
黎声并不愿意多谈自己的生活，与共和国同龄的他只有一个儿子，如今也不在身边。所以，一谈就谈到工作上。他说他没什么“座右铭”，但我从旁知道他在公司提出一个口号——不做一流，只争第一。不过，在2003年，黎声想争第一的雄心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作为企业一把手，他的确遇到了不少麻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十来年里最难熬的一年。”
“2003年，我遇到了三难。”他说。
一是难在“非典”带来的影响。建筑行业是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六建自有职工3000人，加上农民工10000多，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其中有一个人被“疑似非典”，工程就得停下来，“事实上，工程经常被停下来，这给工程按时交付造成很大影响。直到今天，政府也没有说非典是‘不可抗力’，所以，只好自己咬牙了。”不过，尽管如此，工程还是按时交付了，其中的酸甜苦辣，黎声没有说。
二是难在钢材涨价。“涨得太厉害了，完全出乎预料。”（我后来查了一下，发现去年初，吨钢2500元，到年底时已涨到每吨4000元。）黎声说，钢材涨价对完成合同的影响很大，因为当初在签订合同时已经定死了钢材的价格，现在涨价了，要和业主重新商谈，谁会答应？谈不下来的，只好自己消化涨价带来的损失，“这导致我们的产值和利润很不成比例。”
三是难在支付农民工的工资。“最近媒体报道这方面的消息很多，体现了政府对农民工的关怀。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但媒体忽略了一个重点——这只是整个经济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且是最后一个环节。”黎声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工程款收不回来。为什么工程款收不回来？因为开发商拿不出钱来。为什么开发商拿不出钱来？因为很多项目从一开始就没钱。没钱的项目怎么能开工？“就这是体制和法律的问题了。”他说，现在有不少开发商仅凭着与政府某些部门或个人的关系，就能很容易地拿到一个项目。项目到手就是钱的问题。大家知道，很多建筑企业都要给工程垫资，少则几百万，多则上千万。“钱都垫在工程上了，怎么还有钱再付农民工的工资？”“好在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正在想办法从根上解决。希望这种情况在今年会有好转。”
当了十多年国企一把手，黎声自有很多感慨，“最难的是我不知该干什么？因为实际上我什么都得管。”这大概应是所以国企老总们的同感吧。
黎声说，在国企里几乎没有什么经济规律和政策规律可循，因为在这里有很多事情既不是完全遵照市场规律办事，也不能完全按照法律规律办事，而要看“上面”怎么指示。“十多年来，六建一直在经历一个痛苦的转轨过程——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不仅是我们这种国企建筑企业最根本的出路，也是我们这一届班子最重要的任务。”黎声表示，在新的一年里，他最想完成的工作是，企业改制、产权变化和建立法人治理结构。
“我计划在2004年5月至8月间让六建正式挂牌。我们正在与一家外国公司商谈合资的事情，因为六建是我国建筑行业中的‘名牌产品’，所以，双方会以各占50％的股份的方式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成立后，六建的盘子就会比现在翻一倍，资质也会从现在的一级提升到特级，到那时，就有可能实现立足北京、开拓外埠和海外市场的发展战略了。”黎声说虽然现在还没有涉及到新公司的人员构成问题，但他一定会在新公司里任职，“因为如果我不去，那家外国公司就不同意合资。”这大概就是黎声的个人魅力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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