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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改革的两难与外资引入
银行业的技术特点形成了经营风险大、道德风险大和危害风险大等三大风险,也决定了银行业的发展对外部制度环境的高度依赖性。就中国的银行业而言,无论是从银行内部而言,还是银行业的外部环境,都面临着许多问题,这就导致了银行业改革进程中遇到了两个两难:效益与风险的两难和快与慢的两难。
1、对内开放中效益与风险的两难
银行业对内(如民营银行)开放,因道德风险问题和制度的不完善,银行业整体风险非但没有减小,反而加大。但如果银行业不开放,则不能形成竞争的市场,无法促进国有银行的改造,提高效益,从而形成了第一个两难。
从目前看,国有银行具有低效益和低风险的两低特征。由于国有银行为国家所有,其行为不是商业化模式,很容易受到行政干预,形成了大量不良贷款。同时,又由于有国家做靠山、软预算约束,导致国有银行的自我改造动力弱和低效益。
相比之下,民营银行具有高效益和高风险的两高特征。民营银行的产权明晰,采用商业化经营模式,其效益相对于国有银行要高。但同时,民营银行的风险也大。民营银行的盈利动机十分强烈,普遍存在着道德风险大、社会信用低、不良外部效应难以控制等问题。民营银行对外部制度环境的要求最高,因而对银行业的改革不能先制度而行。
其实,即使制度环境完善,银行产权明晰,当银行只具有有限负债能力、存在道德风险及信息不对称时,经济激励理论中的委托-代理人模型表明,人们所能达到的最好结果可能只是次优,而不是最优。因而,银行业不开放所形成的低效益与开放后可能造成的整体风险构成了银行业改革的第一个两难:效益与整体风险的矛盾。
2、快与慢(银行业改革的紧迫性与制度建设的长期性)的两难
银行业改革要求紧迫,需要快。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银行业改革拖的时间越长,改革成本越高。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例,今后四家银行每年将新增1万多亿元贷款,每年需增加500到800亿元的资本金和准备金。这意味着银行业改革每推迟一年将增加500到800亿改革成本,况且还要产生新的不良贷款。另一方面,根据WTO的有关协议,自2006年起,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所有地域限制和允许外资银行对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等。这两个方面都说明中国的银行业改革要快。但是银行业的改革是无法脱离现有制度环境的,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完成制度转型。因此,银行业改革的迫切性与其制度环境建设的长期性构成了银行业改革的第二个两难:快与慢的矛盾。
在明确了中国银行业改革中效益与风险、快与慢这两个两难之后,我们便不难得出结论:我们希望寻找一种银行,它有着良好的盈利动机,坚持市场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通过这种银行的进入,强化中国银行业的竞争,降低风险,从而走出银行业改革的困境,推动银行业的改革进程。我们认为外资银行是当前条件下中国银行业改革最需要的那一类银行,通过参股、合资及独资,可以推动竞争、降低风险和促进银行业的改革进程。中国银行业向外资开放是克服两个两难的一个有效手段。
银行业改革与对外开放
关于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我们提出如下三个步骤。
(1)创造条件,尽快、全面对外资银行开放,首先积极鼓励外资参股、合资,进而按WTO协定向独资的外资银行开放,形成银行业竞争；(2)在竞争的环境中改造国有银行；同时建立内资民营银行试点,(3)待制度成熟后全面开放内资民营与银行外资银行。
这个整体思路包括两个目标:一个是短期目标:要减小外资银行对中国银行业,特别是对国有银行的冲击,同时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提高银行业的整体经营效益；另一个是长远目标:就是最终建立现代银行制度使得整个银行业达到产权明晰,商业化经营的目的。
在实现短期目标时,主要是执行银行业整体改革第一步骤,也就是主要对外资开放。在对外资开放的这一步骤中,应采取参股、合资和外资独资三种形式。在这三种外资开放的形式中,开放的顺序非常重要。为了避免国有银行突然面临过大压力,短期内无法适应,我们建议将利用外资的形式排在稍后,而出让产权及合资经营的办法可先行。
我们这一大力引进外资银行、加快推动银行业改革的战略性建议有四个有利之处:(1)有利于解决当前银行改革所面临的效益与风险和改革紧迫性和完善制度环境长期性的两个两难选择:既提高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益,同时又防范和避免金融危机,从而推动和加快银行业改革的进程；(2)有利于银行体系平稳转型,减少2006年外资全面开放对中国银行业的冲击；(3)有利于形成竞争的市场,优化国有银行的资产资金结构,提高管理水平和改善银行治理结构,引入金融产品创新,引进现代金融管理人才,为国有银行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4)有利于建立完善现代银行制度,最终实现整个银行业的产权明晰,商业化经营的目的,从而最终有利于国民经济长期和稳定的发展。
我们提出这样的设想,是从中国银行业面临的两难出发,从中国银行业整体改革的高度,来看待银行业利用外资的意义。
首先,我们知道WTO协议的开放顺序并非是针对改善中国银行业整体水平的改革策略,仅仅是一种时间限定；而现在最迫切要研究实施的是,在尊重WTO协议开放顺序的前提下,尽快拿出一个具体可行的方案和时间表,确定改革的思路与步骤,应主动利用外资,将利用外资看成推动中国银行业改革的积极因素,进一部扩大外资银行持股中资银行比例、在国有商业银行中引进外方管理层和行为规范等。
其次,在形式上,我们不是简单地将外资和中国银行业看成对立和竞争的关系,而是主张多种形式利用外资,目的是利用外资,提高和充实自己,避免和防范金融风险,更加有效地应对2006年外资的进入和随之而来的激烈竞争,最终形成健康发展的中国银行业。
对此,可以用国际上一些国家银行业改革的经验来验证我们的银行改革理论。在世界上91个国家和地区中,有30%的国家和地区外资占银行总资产的比重,在一半左右至100%。其中包括高收入国家:新西兰,卢森堡,新加坡；中等收入国家:土耳其,阿根廷；转型国家:匈牙利等。这说明银行业向外资开放,对整个经济并不是坏事。而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业所感到的前所未有的压力,正是改革的动力,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银行业向外资开放,对本国银行业并不可怕,可以共同发展。对中国而言,开放后很多行业会得到蓬勃发展,国际竞争力得到大幅增强。同时,外资提供的竞争和培训,也为中国银行掌握先进的管理方法提供了最好的环境和机会。
而国际上发展民营银行的经验也证明了:制度不健全,即先行大力开放民营银行,风险确实很大。在改革过程中,还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国有银行比民营银行在控制不良外部效应方面,有它的优势。中国在急于解决银行效益问题时,不要忘记风险问题。
银行业引进外资要注意的问题
以利用外资作为改革的一个战略,我们认为是一个可行的突破口,但它不是万应良药,弄得不好,也会带来风险和弊端。在美国的近期若干金融丑闻中,美国的一些大银行也参与其中,在这些丑闻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不过不管怎样,在制度严谨的情况下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及危害程度要比制度环境不完善的情况下要小得多,不在一个层次上,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不能因为外资银行也有一定的道德风险,就作为反对引进外资,反对银行改革的理由。而应在对外资银行引进和对银行业改革的同时,建立和完善各项公司治理规章制度,建立信用记录、监管机制及金融安全和风险管理法规与体制。
总之,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效率,减少改革的风险,实现整个银行业的产权明晰,商业化经营的目的,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管理制度,从而最终有利于国民经济长期和稳定的发展,我们需要做到五个务必坚持:(1)务必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引进外资的基本国策；(2)务必坚持平稳的银行改革；(3)务必坚持改善商业化经营的现代化公司治理结构,积极引进和培养现代金融管理人才；(4)务必坚持建立有效监管体系的改革方向；(5)务必坚持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银行制度。
[人物]王一江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1985年在北京大学获经济学硕士,199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湖南分行。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和劳动力经济学、组织理论、中国经济、货币和公共金融等研究。田国强
美国德克萨斯州A&M大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与经济研究所顾问。
1982年在华中理工大学获数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有经济理论、激励经济机制的设计、转型经济学、中国经济、数理经济学、对策论、动态最优化理论、国际贸易等。
作者：王一江 田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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