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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皮杂谈
经济学是显学，经济学家引人注目当然是正常的现象。中央电视台评选年度经济人物的时候，专门为经济学家预留一个位置，从中也反映了社会公众对经济学家的重视和肯定。
那么什么样的人堪称经济学家呢？是不是只有科班出身的人才能成为经济学家呢？
答案是否定的。比如2003年度央视的经济人物当选的学者是温铁军，而温铁军当初并不是学经济而是学新闻的，但是在工作实践中，温铁军把中国的三农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长期用脚在基层搞调查，积极推进了农村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建议，从而赢得了包括经济学家和财经媒体在内的评委们一致的尊敬。再比如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泰斗的薛暮桥，薛暮桥只有初中文化，他的经济学知识一方面是在三年的牢狱生活中从书本上学来的，一方面是在20世纪30年代追随陈翰笙先生做农村调查时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薛暮桥的标志性作品《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发行了1000万册，曾经被中宣部定为中共干部必读书，薛暮桥的写作素材全部来自山东、江苏、安徽的基层调查，所以他的作品才有生命力。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以经济学家的名份混在北京的学者少说也有3000多人。有人把这些学者分门别类概括出几种人群。一类经济学家堪称政策经济学家，中共中央国务院有什么新政策新文件新精神，他们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学解释，唯独没有自己的观点；一类经济学家堪称决策经济学家，他们身在民间或者所谓的事业单位，但是眼睛却盯住决策部门的一举一动，或择机进言，影响决策，或察颜观色，引导媒体，他们的成就就体现在决策的影响力上；一类经济学家堪称古典经济学家，也可以称为理论经济学家，他们坚守学术研究的领地，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发表相对独立的见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类经济学家堪称政府经济学家，他们供职在政府机构，处在决策层和管理层之间，负责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确切地讲他们只是技术官僚，并不拥有个人学术观点；一类经济学家堪称老板经济学家，他们或有自己的公司，或在商业机构任职，他们的所思所想与其说是一个学者的思维不如说是一个商人的逻辑，他们的功利色彩事实上已经把学术的客观冲得乱七八糟。
不同类别的经济学家，尽管各自的定位不同，影响力不同，但是追求的目标实际上是一致的，那就是经世致用。围绕着中国股市，就有这么一批经济学家，又称股市经济学家。他们时而聚合，时而论争，成为中国股市独有的风景。某种程度上讲，中国股市的几起几伏，表面上看是政策的起伏，实际上是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的起伏，与其说是决策层没有主见，不如说是经济学家的影响力此消彼长。“5·19”行情前后经济学家们的表现就是最好的说明，2001年围绕中国股市何去何从的大讨论也是最好的说明。
中国股市对于中国经济学家的吸引力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在水皮印象中几乎所有顶级或次顶级的经济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卷入了这个是非场，厉以宁号称厉股份，萧灼基号称肖股评，吴敬琏号称吴市场，这些且不去说，就是像董辅、黄达、戴园晨这样的大师也不能免俗，甚至像林毅夫这样最具实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寂寞英雄也心猿意马。
这是为什么？
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股市是一个存在着严重制度缺陷的市场，作为缺陷经济学的活教材，中国股市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全球唯一性的标本意义。崇尚“推倒重来”的海归派之所以受到普遍的奚落，在于他们根本就不具备成为经济学家的基本素质，具备从一般中发现特殊的素质，照猫画虎是简单的模仿，是学生的所为，根本用不着上美国上英国上日本去学习，幼儿园的绘画班就可以解决。中国股市是一个特殊的股市，股权分置是表面现象，表面上看成熟的股市都是全流通的股市，而中国却存在着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并存的问题，股权分置成为中国股市和海外股市的“差异”。而实际上，中外股市的最大差异在于生成的社会制度有着巨大的不同。国外股市是建立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基础上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是资本主义的产构，是私有经济寻找资本社会化的产物，而中国呢？是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股份制是实现公有制的一种新途径。社会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成的不同决定中外股市存在的形态必然不同，这就是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所言不能用解决差距的办法解决(中外股市)差异的正确含义。
谁能在中国股市这么一个特殊的形态中实现一般股市的本质回归，同时还要避免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回避金融危机，谁就是新世纪的中华民族的经济英雄，谁就最有资格竞争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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