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 刘星良／摄 Ｊ094 政府决策要符合经济规律
关于在农村建立“药品供应网络”，方来英说：“开始我们心里也有顾虑，但事实证明农村市场潜力巨大。政府决策要符合经济规律，如果是强制企业在农村开药店，很可能今天开店明天关张。”
截至2003年11月，北京市10个郊区县147个乡镇都有了至少一个大药店，这些药店的再延伸，就是设在村子里的“农村药品销售网点”，这些药店和网点织就了一张农村药品零售网络，这些被称为中心店的镇药店不但自身有零售终端功能，还担负着向“农村药品销售网点”供货的功能。这张网就是今年北京市政府承诺的60件实事之一——建立“农村药品供应网络”，这件实事在今年顺利完成，京郊农民用药难的问题基本解决。
“你不去（农村）看看你不知道，农民获取药品有多么困难。”这一点让方来英感触极深。然而，农村药品市场有多大？在农村开药店，能不能赚钱？这是令企业和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
早在2002年，药监局首先选择了密云作为试点，来考察在农村开药店的可行性。在考察过程中，令方来英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密云司马台村，是一个有着1000人左右的小村子，一位乡村医生的账本显示，他每天的销售额居然能达到七八十元。“我们在京郊的几十个村子跑来跑去，发现不但有市场需求，而且市场不小，连‘肾宝’这样的保健品每天都能卖出两盒，这块市场不容忽视，而此前我们大多数人低估了农村药品市场。”方来英说。
事实证明此事可行。2003年，药监局决定在全市京郊农村推行。2003春天，招标工作开始。竞标的条件就有：企业有集中配送渠道，竞标企业不限地域、不限所有制形式；区域性投标，即一个企业如果在一个区竞标成功，就享有在此区开店的优先权，其他企业不能再插手。竞标条件富有吸引力，开标、议标、投票，整个过程非常成功。虽然在接下来发生了非典，但铺店工作丝毫没有停止。
“如果没有密云的试点，在农村开店的竞标工作很可能会流掉。”方来英思索着说，“开始我们心里也有顾虑，政府决策要符合市场规律，如果不符合市场规律，有可能好意也不能产生好的效果。如果是强制企业在农村开药店，很可能今天开店明天关张。”
今年的情况初步表明：在农村开药店，企业增加了效益，“医保全新”在门头沟的3个月的销售额增加了80万元人民币；同时，农民出门就能买到放心药，不必再为买放心药专程跑到县城了。“假药问题既要堵，更要疏，失去了市场，自然就消失了。”方来英说。北京市场大门向所有企业敞开
“北京市场一直是开放的，只要符合条件，任何企业都可以进来。”
“我们不会因为你是外地药店，就把门槛抬高，也不会因为你是本市药店就故意降低门槛。”
广州、南京、杭州，甚至上海，药品零售市场看起来要比北京市场活跃得多，药品平价大卖场甚至一个月连开5家，相比而言，北京市场动作不大。虽然早在2002年，北京媒体就开始预测“北京市场要打价格战”，但时至今天，北京市药品零售市场始终波澜不惊、不温不火。业内有观点认为，北京药品零售市场相对保守，远不如其他城市开放的力度大。
但方来英否认这个说法，“北京市场一直是开放的，只要符合条件，任何企业都可以进来。”方来英所说的条件，是指北京市新办药店竞标办法中所作的规定，其中之一是“药店与药店之间距离350米”，但西单、王府井等繁华路段不受此条件限制。这个规定自竞标工作以来，备受企业争议。
据了解，“350米”的依据是药监局参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有关规定确定的距离，市民出门15分钟之内，就能到达一家药店。而且《药品管理法》中规定，药品要“合理布局”。
“有争议在我们意料之中，”方来英坦承，“但是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关系公众健康，其市场应该有一个准入门槛，需要一个相对刚性的指标。”这个标准近期之内不会调整。最近，令方来英骄傲的一件事情是，一位从武汉来北京探亲的旅客，在离京之前，不带北京的果脯，而是带北京的药品，用这位旅客的话说是“因为北京的药好。”
业内认为，国际上的标准是5000人拥有一家药店，而北京市场目前约1万－1．2万人拥有一家药店，这个市场对于诸多连锁药店品牌都充满吸引力。对于外地药店进京，方来英说“不管外地还是本地企业，也不管民营还是国有，市场需求不是政府所决定的，符合条件，守法经营，企业都可以进来。”今年药品市场面临大洗牌
“全市180家ＧＭＰ强制认证企业，我们对每一家的具体情况都做了分析。到今年6月30日，约有50家企业难以通过ＧＭＰ认证。”
ＧＭＰ认证、ＧＳＰ认证权限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过渡到省、直辖市之后，2003年1月，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展开ＧＭＰ认证工作。北京市共有180家ＧＭＰ强制认证药品制剂生产厂家，截至今年年底，已经有110家通过了ＧＭＰ认证。
“全市180家ＧＭＰ强制认证企业，我们对每一家的具体情况都做了分析。我们的估计是，到明年6月30日ＧＭＰ认证截止期至，约有50家企业难以通过ＧＭＰ认证。”药监局在认证过程中，做了大量的调查，哪些企业能够通过？哪些产品能通过？哪些企业需要进行改造？施工的周期需要多长时间？这些情况，相关科室都已经掌握。情况之一是，有的企业虽然缺乏资金，但是有好的产品，那么就能够吸引投资，进行ＧＭＰ改造。早在2002年下半年，就开始了重组、并购热。例如永定中药厂被河南民企收购，河北恒利收购科尔药业，赛科药业与浙江的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联姻等等。
目前，被认为难以通过ＧＭＰ认证的50家企业总共只有职工1000人左右，都是些小药厂。这些药厂既没有好的品种，也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ＧＭＰ改造。2004年7月1日起，他们的产品便不能再在市场上流通，这意味着这些企业将退出市场。“部分企业难以通过ＧＭＰ认证、退出市场的结果，使得整个制药行业的技术水平得以提高，生产质量更易控制。”方来英说，“但我们希望这些企业能够平稳过渡，这一点我们和企业已经进行了沟通。”他强调，通过ＧＭＰ认证是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通行证。
同时，ＧＳＰ认证也在紧张进行，北京市1400多家药店，已经有800多家通过了ＧＳＰ认证。另外，从今年7月1日起，抗生素必须凭处方销售。对此，药店反映强烈：首先，医院的处方难以流出；其次，你家不卖抗生素，他家卖，顾客会对此产生误解。在各项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此项规定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对此，方来英说：“我们要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坦言，很可能零售药店的生意会因此受损，抗生素的销售额占到总销售额的三分之一，但是由于抗生素的滥用，细菌耐药性问题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我们对整个人类都是不负责任的。”方来英说。责任与压力并存
“药品事关市民健康与生命，我们深深感到肩上的责任。没有一件事是不难的，每一件事情都难，每一件事都令我们如履薄冰。”
2003年，哪项工作是难度最大的？建立农村药品供应网络？开展药品生产企业ＧＭＰ认证、药品经营企业ＧＳＰ认证？还是非典时期的药品、器械检查？方来英思索着说：“药品事关市民健康与生命，我们深深感到肩上的责任。没有一件事是不难的，每一件事情都难，每一件事都令我们如履薄冰。药品事关市民健康与生命，这里无小事。”一次严重的药品或者器械不良反应，一次药物中毒事件，一次假药劣药事件，非典期间药品供应不能保证，哪怕只出现一次，药监局的责任亦如山。
一边是实施严格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一边是优化投资环境、提高办事效率。二者如何平衡？“二者并不矛盾。”方来英解释说，严格监管才能保证市场有序公平竞争，才能维护市场声誉；市场有声誉，才能吸引投资者来投资。如果只想增加投资，放松监管，其结果将会毁了市场，损失的将是企业；如果政府对企业干预过多，又会抑制企业的积极性，不利于企业发展。“做服务性的政府，我们正为之努力。”方来英说这句话时，已经是晚上7点时分，窗外华灯初上。商报记者李国君 李海 Ｊ082 Ｊ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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