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雪后的北京早晨很冷，但祁淑兰大妈早早就出门练“大秧歌”了，她和北京宣武区的52位老姐妹们将在年三十飞往法国，在大年初一的法国大街上扭秧歌给法国人看————这是法国的中国文化年的一个小节目。祁大妈们只知道自己是这文化年的一个使者，却不知道推动这个文化年的人是吴建民。
1939年的重庆清木关，从南京逃避战火而来的吴姓人家的第二个男孩出生了。听到防空警报的母亲用胸膛和臂膀护着男孩，突然炸弹落下、瓦片飞起，一块大瓦片直奔男孩的小脑袋而来，出于母性保护的本能，母亲那端着男孩头颅的臂膀抬起了，瓦片切向母亲的肘臂……母亲以自己的受伤换取了孩子的生命。男孩懂事了，知道了这个故事，心中充满对母亲的感念；孩子上学了，知道自己还有一个胸怀更宽广的母亲———中国是海内外每个炎黄子孙的母亲。他热爱母亲，决心为母亲而努力，让受过伤的母亲富强。
男孩叫吴建民。
1949年，刚满十岁的吴建民考入南京第二中学。“毕业时当学校老师推荐我上北外学外语时，心里不愿意呀，”2004年1月7日的傍晚，吴建民真诚地对记者回忆着往事，“心想学外语就是当翻译嘛，那时候看的电影上的翻译形象不好，夹着个皮包，很讨厌的样子。”
他的理想是当物理学家，但既然母亲需要自己改变志向，他便愉快地接受了这种改变————1955年秋，十六岁的他，高高兴兴地来到北京西郊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四年后他被外交部选中，在为祖国母亲的富强而努力的四十多年里，把自己历练成一位优秀外交官。
批评了对方还能让人家
给他鼓掌的新闻发言人
离开学校30年后，52岁的吴建民才踏上外交职业的新高地：1991年1月正式出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记者的同事说：吴建民？非常有魅力的新闻发言人，棒！在外交部当新闻发言人是他最辉煌的时期了。
1991年是我国外交困难时期，他却能收放自如地控制着发布会的现场气氛，准确把握国家利益所在。参加过他的发布会的记者无不佩服。佩服他应对老练却不圆滑，知识广博却不卖弄。
“那是冬天，都传说要我去当新闻司长，我不相信，因为从没在新闻司做过，既然没干过，那就要迎接挑战。新闻司是一正三副轮流发言，我去的时候，部领导跟我说，轮流的连续性不容易保持，就由我一个做，所以我做新闻发言人时，共做了200多场新闻发布会。实际上新闻发言人有个班底，每周一至周四他们每天追踪国际形势，分析记者会提什么问题。所以我发言的时候，有些是有准备的，经部领导批准的，也有些是没有准备的，没准备的问题，你觉得可以答就答，也可以不答。完后要小结，哪些问题答得好，哪些答得不好，哪些需要今后改进。”
吴建民认为外交官不要保持神秘感，更应该乐意接受采访，要认真对待每一个面对公众的机会。他喜欢记者提有挑战性的问题，在他看来，问题越尖锐，越能碰撞出有意思的回答。他认为新闻发言人语言上犯点错误比拒绝发言要强得多。他有一种能力或者说是人格：批评了对方，还能让人家给他鼓掌。
1994年，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来我国访问。
这期间，由于我方采取了非常严格的安全措施，一些西方记者就不高兴了。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美国记者问吴建民：为什么要采取那么严的保安措施，你们怕什么？是不是怕中国政府倒台？
这一问显然是发泄记者个人因采访困难而产生的不满，与克氏此访的关系实在是不沾边的，而且完全出乎工作班子的准备，新闻发言可以侧面“滑”过去，双方都不失体面，但吴建民正面迎了上去：“对重要人物来访而采取严格的安全保卫措施，不是中国人的发明，全世界都这么做。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出席APEC领导人首次非正式会晤，我也跟去了。你们美国的保安措施很厉害啊，我要上电梯，你们的保安一巴掌把我推开了。”
现场的记者问：你抗议了吗？
“我虽然很不高兴，但我认为保安人员是在履行他的职责。”话至此已很是到位，但他还要说，要为祖国母亲的尊严而说：“至于中国政府怕什么？我还没有见过哪个国家的经济以两位数增长，而这个国家的政府会倒台的！”这句话迅速传遍海内外。CNN驻北京的一位记者后来心悦诚服地对吴建民说，我等这句话等了两年了，的确，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以两位数增长而这个国家的政府会倒台的。
在日内瓦痛打西方人权
提案的那个人 漂亮
当听说记者要采访新当选国展局主席的吴建民时，一位机关干部说：“吴建民？就是在日内瓦痛打西方人权提案的那个人，漂亮！”
记者把这话说给吴建民听，他既没有表现出那种功成名就的得意，也没有虚饰的谦逊。依旧真切、平易近人却不失儒雅，宽厚，善解人意却不失棱角。
1996年4月23日下午，日内瓦当地时间4时15分，能容纳500多人的联合国万国宫第17号会议大厅里灯火辉煌，旁听席也被占满了，晚到者只能挤立在这个圆形会场周围。大炮般的摄影镜头聚焦在中国代表团席位上的吴建民，他成为这场被西方记者称为“最有价值的新闻”、“最精彩的一场压轴戏”里的主角。
这位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能成功么？他的成功就是中国的胜利。
对付西方国家的人权提案，我们有两道防线，对他们的提案不采取行动即不审议的“动议”是第一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突破后，第二条防线就是在最后表决他们的提案时争取反对票的多数。吴建民回忆这一时期的工作时爱用“打仗”这个词：
“1995年仗打得非常艰苦，我们的第一道防线被突破了，第二道防线上是20：21，我们只高出一票。1996年领导找我去。我说我有两个劣势，一是我从没搞过人权问题，我过去是搞安理会问题的。第二，人头不熟。最后我去了，去了就会全力以赴。
“1月5日去了，第二天就递交由外长签的委任书，相当于国书。这时离3月开人权会很近了，我就开始工作：一家一家地拜访。他们说，吴大使，人权会哪是人权会，是个审判会啊，被审判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审判我们的都是那些发达国家。我感到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都很愤慨，我判断他们的这种怨气是正义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正的。我当时就产生一个想法，把发展中国家这种力量组织起来。我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国的代表说，可不可以组织起来，他说可以，我们起了个名词，叫LIKE MINDED GROUP，意思是观点相似的国家集团。他说我来挑头，我说好，我支持你挑头。可是，临近3月，不见他挑头的动静，我着急了，就去拜访他，不带助手去跟他一对一交谈———要保密的。他说我请示国内了，国内说别挑头了。我一听这个情况心就凉了。他话锋一转说，吴大使，你来挑头，我参加。可我一想，邓小平同志叫我们外交上‘永不当头’，我吴建民去当头？不行的。可如果没有头，这力量就散开了。我脑子一转，又提出一想法：咱们没有头，轮流坐庄。第一次我来，第二次你来。他高兴了，只要不当头就行了。
“我找了个周末，找一些观点相同的大使开会。会开得很有激情，大家像诉苦会似的，原定的是从10点半开到1点，可苦越诉越大，开到两点了，大家还说得热情高涨。古巴大使说，‘我们终于组织起来了’。然后我就把规则讲了，以后在谁那儿开会，谁来主持，这样就慢慢搞起来了。
“开幕那天，一上来就有人发言，要对话不要对抗！一个两个三个，一个接一个地讲，我也发言了。一下子，气氛就起来，就形成一个意见：人权会应该怎么开？要对话不要对抗。
“发达国家毛了，左看右看，怎么回事儿，要造反了？”
“造反”成功了：为期六周的人权会接近尾声也进入高潮，意大利代表代表欧盟介绍西方的议案后，吴建民做了精彩的发言。后来迟浩田同志告诉吴建民，他把这个讲话的内容写进了日记。
发言后吴建民宣布，中国根据议事规则郑重提出人权委员会对他们的议案不采取行动（即不予审议）的动议。
会议就中国提出的动议唱名表决。YES（赞成）声声起，很快超过NO（反对）。27票赞成、20票反对，否决了对西方提出的议案的审议。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近八年，吴建民先生也进入那种平静达观的境界，但在为记者复述那篇讲话时，眼睛里仍闪着胜利者那种激动的光芒。
“我那篇发言讲得很激动，稿子是我自己写的，这是全权特命大使的好处啊，自己写，我那个讲话有点特色，不要虚话套话，不要老话。
“我的基本思路是三个：你们攻击中国政府不关心人权，但判断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要同这个国家的过去来比较。我就摆事实讲道理，比如1949年以前，中国5亿人口有4亿吃不饱，今天中国的12亿人口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今天下降到12.1％等等。第二，我就讲，自1990年起，你们连续6次搞反华提案，而这6年正是中国在各方面进步最快的6年。第三我说，你们这些攻击中国人权状况的国家也正是历史上在人权领域欠中国人民债最多、践踏中国人权十分厉害的国家，你们七个是当年的八国联军的，当年你们跟我们讲过人权吗？所以我得出结论，你们关心的不是中国的人权，说到底是不喜欢中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模式。中国人走自己的路已经走了五千年了，你搞六个提案就想不让中国人自己走自己的路？我说你们太不自量力了，你就是搞六十个，也不会阻挡中国人走自己的路。
“到1997年，仗打得很漂亮了，多了十票，又挫败了他们。会议结束那天，美国代表团团长找到我说，我仔细观察你了，你每一分钟都利用得很好哇。他的眼神是很佩服的。我说，这个事情对中国人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要尽全力去做好。后来美国人就讲，我们不能老这样对抗下去了。我说那好啊，所以1998年他们就不搞了。1999年我到巴黎做大使了，他们又搞了，但他们有变化了。”
驻法国大使
“是个有文化的人”
2003年6月27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在总统府爱丽舍宫为即将离任的吴建民颁授“法国荣誉勋位团大骑士勋章”。该荣誉勋位是全法的最高表彰奖，1802年拿破仑时创立，共分五级，大骑士勋章属于第二显位级，是仅次于法国总统授予外国元首的十字勋章，用以表彰做出杰出贡献的法国人和外国人。希拉克表示，为吴建民授勋，主要是要“表达法国对中国大使的敬意和感谢，特别是要表彰中国大使为推动法中关系和帮助法国人了解中国所做的贡献。”授勋仪式后，希拉克超常规地把他和夫人一直送到大门口，送上车。
1998年12月吴建民出任驻法国大使，2003年7月离任回国。除了常规工作，他还促成了江泽民与希拉克对家乡的互访，推动了非典时期法国总理的如期来访，为上海的申博做了大量工作……但他对记者谈得最多是对中国文化的推介。
“1999年搞中国文化周，2000底到2001年初是中国文化季，2003到2005年是中国文化年。搞得红红火火。为什么要抓文化？李岚清讲得好，文化的交流是思想的交流，感情的交流，心灵的交流，我工作中有很深的体会，我们在法国搞了一个中国古代出土文物展，展了3个多月，很受欢迎。法国人本来是没有耐心的，可他们能打伞在雨里排45分钟买票，到里面又排队45分钟才能看上，看又要两个多小时。有一个法国朋友问我，你猜我看了几次？我说两次、三次？他说，不，我看了十次。他讲，我看了以后才知道，你们中国改革开放搞得好不是偶然的，因为你有文化底蕴。你知道，法国人说谁有文化，那是很高的赞赏了，文物里没有一句改革开放的话，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却是非常深刻。
“所以凡是文化的活动我是有请必到，我去了，他们一看，哎，中国人重视文化，他们请我讲话，我就讲，我介绍中国文化，介绍发展情况，他们听了以后，觉得这个大使还行，有文化。
“当然，我去法国，赶上了中法关系上升期。
1997年5月希拉克总统来访，双方确定了两国‘全面伙伴关系’，1998年两国总理实现了互访，之后我去了。这一时期，生活很忙，很充实。作为大使，一年会见的中国代表团200个，我到处讲话，接受记者采访。我讲话的特点是充分准备，不带稿子，直接用外文讲，这个法国人认为是反映了中国外交官的风貌，有自信。我还有个特点，你随便提，什么问题都可以提。”
“很难答的是什么？”
“比如他说你光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不民主。我跟他们讲，民主在每个国家来讲，都是随着国内的环境发展起来的，是变化的，你们法国1789就大革命了，可哪一年给妇女选举权的？1945年嘛！我说我讲这个话不是要给你们难堪，是想讲一个道理：你们国家的民主也有个过程，你们开始把公民分为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积极公民是纳税的，消极的不纳税，就不给选举权，后来才是男的有选举权，但女的没有。
“他们不理解中国为什么走这条路，我就说，第一，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封建历史这么长。第二，从1840年到1919年，中国的主导思潮是学西方，转折点是凡尔赛和会。一战初期，中国是中立的，欧洲劳动力匮乏，法国、英国劝说中国，你不参战可以，但你派劳工去打仗，我们派了，仅在法国就15万，参战了，2万死在法国。德国败了，中国应该收回德国在胶东半岛的权益，可是1919年4月30日，你们美英法三巨头决定把它给日本。按毛主席的说法，我们学西方，你们老师把中国学生欺负到头了。所以中国有了五四运动，两年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听我这些话的都是上流社会的，不知道这段华工的事，所以2002年，我是中国第一任去为华工扫墓的大使。过去都不去，好像去了以后就是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可我认为第一，欧洲困难的时候中国人来了，死了两万，这一点上有功于法国；第二，都是炎黄子孙，死在异国他乡，我去悼念没有错；第三，中国为什么走上了封闭的道路？那段历史改变了我们了。我去了，是法国北部的滨海努瓦耶尔，希拉克发信表示支持，总理也发信支持，一千多中法人士跟我去了，华人社团都去了，扶老携幼，影响很大。我让法国人重温了这段历史。”
可以看出，吴建民最辉煌的篇章还有驻法大使尤其对中法文化交流的贡献，看来记者的同事和那位机关干部关于吴建民最辉煌时期的推定都带有“行业色彩”了。
外交学院院长义务劳动
兼职国展局主席
2003年12月12日，巴黎传出消息，吴建民当选国际展览局主席。这是在国际常设组织中担任主席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其成立75年来首位由来自亚洲、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担任主席。
2003年7月，64岁的吴建民出任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和外交学院院长两职，对他已是一个“大跨度的跳跃”，他正热情高涨地把自己投入教学改进和学校建设的各项工作，为什么还要当这个国际展览局主席？
他说，近代，我们国家积贫积弱，与老祖宗对世界的伟大贡献相比，真是有愧！既然现在中国有实力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国际社会也要求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自己作为中国外交的代表，尽当勉力为之。“不过，那是兼职，义务劳动，我的主要精力还要放在外交学院上。”他说。
国展局1928年成立，是一个协调和审批世界博览会事务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设在巴黎，有91个成员国。1993年我国正式加入国展局。
“依你判断，当选主席一职，国家实力与个人魅力哪个作用更重要？”
“主要是国家实力所在。申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我与国际展览局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申博过程中，我代表国家向国展局递交了申请函，参加了三次大会陈述，并与各成员国代表进行了大量的沟通、争取工作。叫人家支持你投票，这是艺术，不是‘帮帮忙，我给你点钱，你投我票’，不行的。他们发现我这个人按规矩办事，讲得有道理。
“我在使馆内部做动员的时候讲：是国家的大使，民族的大使，炎黄子孙的大使，人生能有几回搏呀？为这个搏一搏，值得。这是一次高层次的享受，我们为申博成功做出贡献，这种成就感拿钱是买不到的。2002年11月25日，五个申办国联合新闻发布会，那是考大使啊，我用法文讲，五个大使较量下来，我是领先了。”
“所以后来被提名、当选主席就顺理成章？”
“不，因为竞选的还有其它国家的人，整个申博中我露面特别多，可能得到各国的认可。但到现在国展局没有亚洲人当个头呀，没有第三世界呀，就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做。”
最后，记者请教吴建民，经济日报的读者应该从什么角度关注外交？他说，外交、外交官是资源，没有得到很好利用。他举例说，在法国的时候，他给民航系统谈了一笔机场设备生意，“开始他们谈了几个月谈不下来，对方坚持要一亿三千万。”后来他介入了，很快成交并把价格降到1亿以内，法国人还挺高兴。探讨原因他说，这是因为外交官比一般人更容易找到两国利益共同点所在。在结束这次采访时，他强调经济日报读者应该充分利用外交资源。
如果有来世
还做外交官
2004年1月7日，坐在外交学院院长的办公室里的吴建民，对记者提出的“如果有来生会选择什么职业”，不假思索地回答：
“当然是外交！”
“为什么？您不是说当初做外交官并不是主动选择，您的理想是当物理学家么？”
“但我爱外交事业，这工作几乎每天都面对挑战，又能为国家做很多的事情，不光是外交的，比如……”有些事情能说，但更多是不能说的。当记者问他是否为此遗憾时，他说他一点都不遗憾，“那是职责所在，做大使的职责之一就是为国家的外交决策做参谋。”
1959年本科毕业时，吴建民被外交部选中，直接进入外交部委托北外举办的翻译班（相当于研究生班）学习。1961被抽调到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到布达佩斯任中国常驻世界民主青联代表的法语译员。这一时期他掌握了英语和西班牙语。所以，当70年代初任驻联合国总部代表团三秘、二秘、参赞时，他又能直接用英语工作了。但法语仍是他的长项，他给毛主席、周总理都做过法语翻译。而他最敬佩的中外外交家则是周恩来和希拉克。
“好的外交官，应该具有什么素质？”
“爱国。这是最重要的，爱国才能理解国家利益所在，才能在各种场合很好地维护国家利益。第二是广博的知识，第三是良好的交流能力。”
说到交流能力，吴建民显然认为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很强，他告诉记者，他在要外交学院增设交流课，自己亲自授课。
“不少人在评价高技巧的不诚实人士时，会用‘外交官的微笑’、‘外交官的语言’褒贬他。一般自以为聪明的人说假话时别人可能不知道假在哪里但却总有感觉的，外交官若是这么当，行得通么？”
“外交官也是一样，讲话要实事求是，不讲实话没有信誉，没有信誉怎么做人做事？当外交官讲话，要入情入理，强词夺理不是给自己国家辩护，是抹黑。
“我在法国期间平均每年做报告50场以上，但你讲得人家听得进去，影响就扩大了。他们说你不民主，我就给他们讲一个故事：我问，你们去柏林郊区去看过无忧宫么？那是普鲁士的国王普里德里希建的，宫旁边有一个磨房。他在那儿休息，磨房半夜就响起来，吵得他睡不好，他叫下面人跟磨房主商量，能不能拆掉。磨房主不干，说我先来你后到。商量不成就打官司，结果是磨房主胜了。我要说的是什么？就是你们在封建时代，已经有了民主的萌芽。你们要是把这段故事讲给中国人听，中国人没法理解，和皇帝作对，他有三个头也砍掉了。所以，中国的民主必得有自己的路。
“你们要讲多党制，中国搞过呀，我经历的‘文革’就搞过呀，至少有一百万个党，外交部就五个，成天搞斗争，搞得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行，中国得走自己的民主道路。这样说，他们听了就觉得有道理了。”
“您是功成名就而退出外交界，但总有些失误或失败吧，包括做翻译的时候，失败一般是什么原因？”
“有的。做翻译时有过失误，主要是知识不够广博。每次新闻发布会都有遗憾，每次都如履薄冰，常有准备不到的。”
“您的夫人也做过大使，您希望子女做外交么？”
“一个女儿，做银行的，我尊重她的选择。”
“怀恋巴黎么？”
“当然。艺术之都嘛，艺术，人人都会喜欢。”
“怀恋外交官生涯么？”
他说了“不”。说他现在想的是怎么把外交学院院长这个平台上事情做好。
本报记者 隋明梅作者:隋明梅资料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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