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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广州首位SARS患者于1月8日躲着记者悄悄出院了，这不免让守候在医院门口的大批记者失望。《新京报》昨日报道，出人意料的是，这名康复者给社会各界写了一封公开信，表达了他对政府及医疗机构的信心，维护自己隐私的愿望，以及对医务人员的感谢。
这封公开信及时和得体，体现了一个普通公民的公民意识。
这首先表现在这名患者面对SARS所表现的社会责任感。面对SARS，不同的人要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普通的人承担主动防范之责，从疫区回来的人要自觉“隔离”，不幸感染者要积极配合治疗。当然这些都需要公民的责任意识作为支撑。作为今冬的“第一例”，这名患者也有责任告诉公众更多，比如他是否真的康复，他对SARS的态度，他对医疗技术的看法等等。这对公众的信心很重要，也是全社会抗击SARS的一部分。公开信表明这名患者承担起了这个责任，他用亲身经验告诉大家，“SARS不可怕”。这有利于稳定心态，增强全社会对抗SARS的信心。
其次，公开信表明他对公众知情权的积极回应。因为是“第一例”，媒体及社会各界甚至海外保持高度关注是必然的。而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他也必然会竭力保护自己的隐私，这也是他悄悄出院的原因。于是，公众的知情权与个人的隐私权发生了冲突。我想，在冲突面前，这名患者完全可以做出另外一种选择，即完全保持沉默。但这显然无法满足公众的知情欲望。公开信既及时回应公众，又保护了自己的隐私，比较好地将公民的权利与责任、义务统一起来。
曾经肆虐的SARS告诉我们，社会是一个安危与共、福祸相依的整体，没有人能够超然独立于整体之外。只有每一个公民的一举一动体现出公民意识，我们才能真正与SARS坦然面对。本报特约评论员柳长盛（武汉 媒体从业人员） 相关报道见昨日A04版（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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