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古老的大学精神致敬 英国名校校长系列访谈
本报记者 王尔山 英国牛津报道
大学可以教给大家怎样思考，至于他们究竟会不会按照大学教的方式思考，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总体而言，大学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教给大家怎样思考的地方。有人说过——我忘了是谁——大学教育的意义不是往大家的脑子整桶整桶地灌输知识，而是点燃思维火花。
去年3月，科林·卢卡斯代表牛津大学应邀陪同英国教育大臣访问中国，这是卢卡斯首次加入这一级别的代表团出国访问。英国《卫报》因此认为这是英国政府对牛津大学在国内的地位的一种承认。另一个原因是牛津大学的名字在中国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早在1999年广东省已经邀请卢卡斯出任省长教育顾问。
不过，和此前一些报道一样，省长教育顾问简历将卢卡斯称为校长或常务校长，这并不确切。卢卡斯不是校长（Chancellor），他是常务副校长（ViceChancellor）。关于这个职位与校长的关系，这里借用他在今年3月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的一句话：“这就跟英国首相定期向女王汇报差不多。”
10月7日下午4点，在牛津大学非常安静的威灵顿广场一角的大学办公楼，科林·卢卡斯向记者表示欢迎，我们的谈话从他担任的广东省省长教育顾问一职说起。
中国教育政策的下一个艰巨任务
《21世纪》：作为广东省省长的教育顾问，您对广东省有什么看法？
科林·卢卡斯：很显然，广东省具有雄厚的潜力，而我认为发挥这一潜力离不开教育，尤其是从初级教育、中级教育一直延伸到高等教育以及后续教育的渐进阶梯，这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广东省面临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就是一种复合型经济活动怎样在与国内其他地区乃至世界各地竞争当中保持活力。我相信最近签署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简称CEPA）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步骤，应该可以用于推动高等教育向前发展。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局面。广东省非常关注高等教育，而我也相信，假如你要考虑自己的前途，就不能不做这种投资。
《21世纪》：您曾提到中国的名校由于得到不同寻常的国家投资，具有雄厚的中期潜力，您能不能详细谈谈这个看法？
科林·卢卡斯：只要你研究一下中国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你就会发现这种投资高度集中在一些名校。只要你去这些名校的校园看一看，你就一定可以体会到这种做法的效果。比如北京大学就是一个例子。我觉得这么做有两个值得担心的地方：首先，不错，你有能力向大学投一大笔钱，但你还得同时造就人才。中国的教育政策下一个艰巨任务应该是在目前的基础上为大学创造一个环境，使大学可以安心工作，为年轻学生提供富有挑战的教育，促进公共研究。毫无疑问，名校必须做出好的研究，还要教育年轻学生。中国的前途和其他人一样，取决于后代能不能变得聪明而富有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的领军人物一定出自大学，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其次，中国政府还要考虑怎样投资西部高等教育的问题。
《21世纪》：在您看来，政府应该在高等教育扮演什么角色？
科林·卢卡斯：我认为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在不同国家会有区别。很显然，在中国，政府现在做的是向大学投资，目的是让它们更快地发展起来。我认为这是中国应该做的事情，但我还相信，同样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投资之后该做什么。政府对大学应该有多大程度的决定权，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允许大学员工自主决定做什么和做到什么标准，这些问题很有必要进行讨论。我认为这将是非常艰难的讨论，我也不知道哪个国家已经完满解决这些问题。
大学必须拥有决定谁来上学的权力
《21世纪》：过去几年，牛津的入学标准和录取方式一直都有争议，而这些争议似乎都牵涉到一个问题，即政府、大学以及以牛津为例一所大学的各个学院对新生录取应该各有多大的决定权，您怎么看？
科林·卢卡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认为不妨从大学的一个基本理想说起，即大学总是尽可能招收最聪明最有好奇心的学生。每一所大学都在为此努力。其次，我相信，在大学工作的人，没有一个认为智力和能力只存在于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当中，其他群体就没有。我们都知道且相信真正的智力和能力在人口当中的分布是很随机的。所以我们都在竭力吸引好学生。
但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首先，你教的课程越严格，这些课程对学生的要求也就越高——假如这些课程的要求很高，需要很高的智力、大量的艰苦研究和准备，那么学生就非得具有能让他们做好准备的教育背景不可。其次，像牛津这样的大学以及所有大学员工都相信，从大量申请者当中挑选为数很少的人，让他们可以入学，这个工作并不比教这些人轻松。我不认为你可以单靠符合某个公式或某些关于社会背景的规定就上了大学。不错，在世界许多地方仍然存在这样的规则，结果却一直很不好。
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制定了一个使它自己陷入困惑的政策，因为政府有两个目的，一是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里，让我们的公民接受达到自己能力上限的最高水平的教育，二是政府想把教育当成帮助一些受到背景限制（比如家境贫穷）的人的方式，使他们可以和其他人一样获得同样的机会，接受正规教育，学会一技之长。我赞成这些目的。我要指出的是这里有一个局限：他们在中学里受到的培训是不是好到足以让他们胜任大学的学习，特别是能不能胜任像牛津这样的很高水平的大学的学习？我们作为大学必须拥有决定谁来上学的权力。政府不能决定我们应该教谁，这不是政府的工作，这一点很重要。
《21世纪》：不过，像牛津这样的水平很高的大学每年总会接到无数入学申请，有人开玩笑说你们单是关在屋子里忙着拒绝别人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您怎样确定应该录取谁，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机构负责这件事？
科林·卢卡斯：我们所有参与教学的员工都会参与挑选学生的工作，每年12月进行。我们会在稍后进行面试，这主要是指来自海外的学生。
所有申请的学生的资料都会经过详细审查，有些人在这个阶段就会被淘汰。其他人就是我们打算约见和面试的人，这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但我们还是会逐个进行判断。我们不会单看考试成绩，我们不能单纯依赖考试成绩的理由是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确切无误的考试。所有考试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其次，考试通常只能显示你到目前为止做得怎么样，是回顾性的，向后看的。但我们感兴趣的是人们有什么潜力可供日后发挥。当然了，从过去可以看到未来，但潜力才是我们要找的东西，而这在一个不知道怎么应付考试的学生身上就很难通过考试成绩看出来。
对海外申请者，我们确实希望能在书面材料和考试成绩的基础上做出判断，但我们也会要求他们提供他们在中学或大学期间写的文章。
大学存在是要保护所有的知识
《21世纪》：大学资金来源已经成为英国的一个政治话题。您曾说，大学应该拥有足够资金，但同时不能把学费提得太高，让学生知难而退。您有没有一个现实可行的计划，同时达到这两个目的呢？
科林·卢卡斯：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让学生多交一点学费，为他们所受的教育多做一点贡献。我这么说有两个理由。一方面，虽然社会需要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但在另一方面，人们自己也会从接受大学教育得到好处，比如他们的收入增加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可以为自己所受的教育花一点钱。现在出现两个问题。一是你怎样确定付费标准和方式，使其不至于变成一个沉重的债务负担？英国政府的计划在我看来是好的。按照这个计划，人们不必在上学期间交费，而是等到毕业以后再把钱还给政府。这就好比无息贷款，很受欢迎。
二是你要帮助来自最穷困家庭的学生接受教育，如果你不帮忙，他们就不能到这里读书。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大学自己就应该提供帮助，我们在牛津就有很大一笔资金用于资助来自穷困家庭的学生，使他们能来上学，不必担心生活费用。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现实可行的计划。不是每个人都这么认为。许多人觉得教育应该是免费的。我认为教育在一个人满18岁以前应该是免费的，在这以后你就应该得到选择的自由，是上大学取得一个更高的学历还是直接去工作。
《21世纪》：另一方面，大学和大学的学者大概永远不会认为他们已经得到足够的资金。您作为常务副校长，怎样决定资金投入的先后次序，特别是怎样决定科学研究和传统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投资次序？
科林·卢卡斯：你说得对。大学和大学员工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了够用的钱。我认为我们选择的方式在于我们有一个策略，那就是我们每年都要就大学的基本兴趣以及各单位的计划进行讨论，之后确立先后次序。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我们根据我们是不是接受这些计划来安排资金，我们不会在计划外花钱。
其次，我们相信学科之间没有等级之分，没有哪个学科会比其他学科更有价值。我们作为一所大学，其资金应该用于创造新的知识和教授旧的继承下来的知识。但成功是有高低之分的，所以比较出色的人应该得到资助。
实际上，当然了，存在廉价的科目和昂贵的科目。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假如你让医学这样的昂贵学科拿走他们想要得到的全部资金，你就不会再有余力资助其他学科。我和大学委员会的工作就是在资金流向方面做出一个平衡的决定。我主管的是大学，也是各学院的主席，具有双重职责。各学院有自己的资金来源，大学有自己的收入，我们向学院支付一些钱，让它们为我们做一些事情。
《21世纪》：今年早些时候，英国教育大臣查尔斯·克拉克说过“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者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的话，结果引起争议。作为一个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者，您大概也会关心人文学科能不能得到适当的资助和尊重。举个例子：一所大学怎样证明它资助法国大革命研究或古希腊语是有价值的呢，人文学科究竟有什么作用？
科林·卢卡斯：我认为克拉克的这个评论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没有经过认真思考。我还是回到大学的作用问题：大学首先是要创造新知识，而在此时此刻最有用的那部分知识是可以直接应用于社会的知识，特别是可以直接应用到社会的技术领域、增加健康的知识。但大学的存在是要保护所有的知识，你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什么知识就会变得有用。我们知道，某一代人以为某一件事是真的，下一代人可能有相反看法，但我们并不确定具体什么时候发生什么变化，所以大学必须保护所有这些知识。我要说的是历史学者是有用的人，你应该可以联想到就在近代，就在过去100多年，世界各地的政府做了很多事情，而这些事情假如它们可以听取大学教授的知识就一定不会做，也就不会出现糟糕的后果。
常务副校长应该具有学术背景
《21世纪》：我觉得，您作为常务副校长，一直努力平衡许多不同事情，比如，您一方面必须注重效率，将资金放在更有效率的事情上面；另一方面，您也知道这样做可能不利于大学健康发展，使其得以专注实践自己的长期使命。说到底，您会不会认为您的这个工作是不可能的任务？
科林·卢卡斯：这很困难，但不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切机构和行业都要做的事情。你必须有效经营自己的机构；假如你宣称“我要省钱”，你必须想清楚“这么做到了什么地步就会损害我的机构的效率”。像我这样的人的职责就是说服大家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工作，同时确认什么是重要的，值得保护。
《21世纪》：既然这样艰巨，当初您为什么答应出任这个职位？
科林·卢卡斯：完全是别人让我这么做的，我没有应征这个职位。我之所以同意，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好奇，我从未做过类似的工作。我在芝加哥（大学）当过一个学院的院长，但我从未当过大学校长。我很好奇，我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其次，我觉得这些人希望我接受这个职位，而我相信，假如你的同事们要你接受这样一个职位，你是不应该拒绝的。这是一种公共服务，你要做的是照看一所在他们看来非常重要的大学。所以，假如他们对你有信心，你就不应该说，“不，我并不打算接受这个职位”。那是自私的。公共责任不是你可以拒绝的，假如别人认为你可以胜任。你以为你是谁啊，怎么就知道你能不能胜任？你也许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假如你确实知道自己不能胜任，那你就确实不应该接受。但假如你不知道你是不是不能胜任，你就应该接受。你得找到非常充分的理由，才能反对为你的社区工作。
所以，基本原因就是服务和好奇。《21世纪》：在您看来，常务副校长是不是应该具有学术背景？
科林·卢卡斯：是的。在我看来，你需要其他技巧，但你还得做过学者。你必须知道这样一个职业是做什么用的。你不仅要知道，还得有过亲身体验。此外，假如你没有这样的经验，你的同事也不会信任你。
《21世纪》：您提到其他技巧，什么技巧，是不是包括会计学知识？有些常务副校长说自己的工作就是会计师或首席执行官，您觉得是不是这样？
科林·卢卡斯：不完全同意。我只对我们怎样使用我们得到的资金负责，因此有时我确实被称为财务官。我管的就是钱，有时也会出问题。恰如美国俗话所说，钱财之事我说了算。我不介意，没关系。我有很好的员工处理钱财问题。
我的工作就是，首先确保大学向更高水平发展，这就意味着确保有合格的人员监管质量，为我们的活动提供支持。我必须帮忙、领导政策制定的工作，我必须确保这所大学的员工直面艰巨的日常工作，使他们不至于不把我们必须做的决定当一回事。因此这是一个领导职责，确保整个体系正常运转。
其次，我必须将这个相当独特的大学的各个部分维系在一起。这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我要让大家同心协力。
第三，对外我代表这所大学，我必须跟政府谈话，跟媒体谈话，我必须募集资金。我认为这就是我的工作的内容。
《21世纪》：听上去相当复杂。您从哪里取得这些技巧？
科林·卢卡斯：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取得所有这些技巧，我只是努力做这些事情。我在芝加哥大学做过一所学院的院长，所以我对管理一所大学略有了解。我还有非常出色的同事帮忙，当然，要想胜任这个工作，还离不开一个清晰的头脑———头脑清晰，而不是心怀畏惧。你不能害怕为你觉得正确的事情挺身而出。你不能害怕处理棘手的事情，你必须有勇气说，“我们现在就得解决这个问题”。你还得说到做到。你还得维持这所大学的员工对你的尊重。你要动你的脑子。这就是你要做的事情。
大学教育的意义在于点燃思维火花
《21世纪》：大学能教给我们这些技巧吗？
科林·卢卡斯：这个，我不知道。有些人的头脑比其他人清晰一点。但我觉得大学可以教给大家怎样思考，至于他们究竟会不会按照大学教的方式思考，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总体而言，大学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教给大家怎样思考的地方。有人说过———我忘了是谁———大学教育的意义不是往大家的脑子整桶整桶地灌输知识，而是点燃思维火花。
《21世纪》：当您强调说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方法，将大学的资金投入到大学里去，确保将来的学生能在大学得到以他们的资质而言应该得到的学习体验，您指的是怎样一种学习体验，尤其在牛津，学生应该得到怎样的学习体验？
科林·卢卡斯：我觉得总体而言有两方面的体验。一是他们应该得到一个学习环境，这个环境促使他们学习，为他们自己着想。你不能把一大帮学生塞进一个大会场而指望他们在那里学到什么东西，在那里他们只有听从吩咐进行思考。假如我们需要富有创造力的公民，那么，当学生离开大学的时候，他们不仅应该拥有知识，还要有为自己着想而点燃的富有创造力的思维火花。这一理想可能由于学生进入一个不尽人意的环境而夭折，他们在那里只能挤在大会场听课。这是学习体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学生必须有时间和机会思考功课以外的事情。大学应该有一系列活动，让学生有时间和机会尝试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年轻人的脑子充满想法，他们有很多事情想做。当你到了我的年纪，你的脑子就没那么多东西了。我注意到我们的许多最成功的毕业生，他们做的事情其实都不是从课堂学来的，而是来自其他方面的兴趣。我们必须保证他们拥有这些，包括环境和机会。
《21世纪》：说到大学教育，您认为应该怎样在专业和全面之间达到平衡，或者说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科林·卢卡斯：我觉得我刚才提到的原则就跟这个问题有关。若是专业教育，你得到的是一种更高水平、更加深入的学位。我觉得，学生越聪明，我们就越要给他们出难题。因为大脑就像肌肉，要想使肌肉强壮，你就得不停地举重。训练大脑其实也差不多。
《21世纪》：那么您要找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学生？
科林·卢卡斯：我想我们要找的学生，首先，他们必须来自一所好中学或者好大学。此外我们还要看他们有没有好奇心。你总得很想了解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因为这就是上大学的意义所在。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许多学生对别人要他们学的东西学得非常出色，却对其他事情毫无兴趣，也永远学不会怎样进行我所说的那种学习。你一定要有好奇心，你一定要很有兴趣了解你不了解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做错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教你怎样找到答案。
《21世纪》：你们怎么教学生找到答案呢？
科林·卢卡斯：一旦你找到很好的学生，你就得拥有富有才华的员工。二者相辅相成。当然，我们还有很好的实验设施、图书馆和所有其他高质量的东西，这都是做出一流工作不可缺少的条件。
《21世纪》：那么，当您任期届满，您希望为牛津做出什么贡献？
科林·卢卡斯：我希望自己做到上任的时候打算要做的事情。我希望改变这所大学的管理和组织方式，我希望建立一个条理更加清晰的财务组织，我希望牛津得到合适的工具，使它可以更加灵活地应付不同的机遇。我希望它能招收更多海外学生，我希望我们得到更好的实验室和图书馆，过去6年我们花了差不多4亿英镑大兴土木。我们已经变得更加现代化，我们还得继续向前。这就是我努力在做的工作。这就是我希望能在任期届满时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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