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 陶杰 当香港从遍地木屋和赌窟的城市蜕变为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国际金融中心之时，涓滴细细煎酿而成的一杯苦涩的Expresso咖啡———
当她一仰首饮尽这小小的苦杯，地转天旋，她的歌台倾塌了……
梅艳芳追随了张国荣，赴另一个世界的塘西风月之约。送别2003年的同时，香港人在冷风之中，也送别了一抹胭脂的残阳。
梅艳芳是香港1980年代的偶像（Icon）。今天年轻一辈的“歌手”，举手投足，缺乏光芒，邻家小男女孩的亲切有余，天后巨星的气派不足。梅艳芳的沧桑感，与香港从19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繁荣的时序同步。
她一生的三部曲，第一是贫民游乐场的荔园，那是一个天涯歌女初涉江湖；第二，是电视剧发达和歌唱新秀崛起的香港无线电视台，那是演艺事业全面成形的成熟阶段；第三，是脱离电视台，以妖娆面貌登上舞台，横扫全球华人社会，那是个人风格的突破时期。荔园是她的毛虫期，电视台是她的一个蛹，最后幻开千面，飞越舞台，梅艳芳成为一只彩蝶，但也到了春尽红颜老的绝唱尾声。
对于梅艳芳的逝世，香港人哀悼的，不只是一颗巨星的陨落，而是香港人自己的一部分也死了。梅艳芳的一生，就是香港这个珠江口岸外的灰姑娘的一个隐喻——一个衣衫褴褛的农家女孩，因为命运的因缘契合，赶上了一场辉煌的舞会，番瓜灯变成了金马车，一只玻璃鞋为她带来一场金光闪闪的梦境。但当时钟敲响了午夜十二点，奇迹幻灭，一切都要变回原形。梅艳芳对治疗癌症的消极放弃，未尝不意味着她也体会了灰姑娘的宿命悲剧——在香港繁荣的黄金时代，偶像歌手如罗文和张国荣都先她而去了，她独自留下来，格外感到寂寞。时钟敲响了十二下，已经过了午夜，那场璀璨繁华的舞会结束了，她也要走了，她到另一个世界寻找那只遗失了的玻璃鞋。
梅艳芳的歌声，恒常带着江湖早历的凄楚，在听觉上像有吃芝士的味道———芝士，又名乳酪，之所以令人口舌钟情，齿颊留芬，全因为那一股发了酵的小小的腐坏，那阵在味蕾深处绽放的一株霉黯的罪恶之华，就叫做沧桑感。
梅艳芳的歌声散发着芝士的感染力，就像这种奇特的食品。要不是像道学家那样厌恶她———嫌弃她出身荔园的糜烂，鄙夷她在俊男壮汉中打滚的沉沦，畏惧她长泡夜店猜拳豪饮的绿林气概，斥责她公然标榜坏女孩形象的东方麦当娜；就是，出于一股盲目的感性，如果当真曾经年轻过，谅解烈火青春的一份薄幸张狂，你会完全地拥抱她的歌声，有如，总之是喜欢吃芝士，全因为那股沉重的邪气味道中别有一丝像烟丝般的飘逸和轻浮，是从来不必向别人解释的。
有谁能在21岁的花样年华，把一段歌词，唱得倜傥中别见凄酸：“尝尽了失意的我，将一切都褪去，再到这风中，心中竟恍似伤痕累累。然后再忆记起跟你在这里，相依相拥中，交出的心早已失去，不可再追……”。
当“风格”成为一个被三四流艺人自我标榜滥用的名词，梅艳芳的歌，令人重新确认这两个字的意义和分量。当邻家的女孩整理好明天上学的书包，在阳台上数夜空的星星，她在游乐场的歌台目眩于喧红闹绿的霓虹灯泡；当有钱人家的小公主穿上舞鞋，上芭蕾舞学校接受柴可夫斯基的圣乐洗礼，她以七八岁的稚龄，却要穿上镶金闪银的短裙子，在大光灯下接受台下一群江湖观众炯炯如火的目光的贪婪探索。
梅艳芳的风格，正如她生卒年份的启示，由1963年到2003年，是当香港从遍地木屋和赌窟的城市蜕变为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国际金融中心之时，涓滴细细煎酿而成的一杯苦涩的Expresso咖啡——当她一仰首饮尽这小小的苦杯，地转天旋，她的歌台倾塌了，她成长于斯而茂发于兹的这个城市也颓败了，也正如她那色彩感稠得过了火的名字，一个世纪末的女人的传奇风情，开到艳芳正浓时，也就一夜凋谢了。
梅艳芳之歌颓废中的绮丽，要与法国二十世纪初期的歌厅女歌手艾荻·皮艾芙（EdithPiaf）的歌曲一起来听——皮艾芙沙哑而不屈的嗓子和烟熏雾绕的歌声，还有她贫寒的出身——父亲是马戏班的杂技人，母亲是妓女，她从小在戏班讨生活，十六岁登上巴黎的歌坛，十八岁做了未婚母亲，一生的感情一塌胡涂。
从来歌女出风尘，只是东方的EdithPiaf，还在她的事业生涯中遇上了黑势力的欺侮，有如张恨水小说《啼笑姻缘》中的沈凤喜，在旧中国的北平，弱小的歌女遇上了有枪把子的大帅，在珠江口岸的殖民地，大牌的歌星遇上了有黑星手枪的江湖老大。命运总是一样的令人不快——有如一个粗黑的男人，忽然收起笑脸，把酒杯子往地上一摔，大骂：“他妈的不识相，敬酒不吃，偏要吃罚酒是不是？”
天涯歌女总是不快乐的女子，从周璇到梅艳芳都不例外。正如匈牙利主教文辛迪（CardinalJozefMindszenty）说的：“一只唱歌的小鸟，是会忘记它的牢笼的。”（Thesingingbirdforgetsitscage.）
香港会不会产生第二个梅艳芳？不会。因为荔园那片夕日的江湖早已零落，梅艳芳的舞台生态也不复存在了。梅小姐的一生，都活在她自己的感情牢笼里，但她却成了香港人的梦伴，愿她在一个没有鸟笼的天空下，活得更快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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