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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工资被拖欠曝露债务链
托普土地泡沫破裂？
本报记者杨瑞法上海、浙江嘉善报道
负债累累
“我们已有6个月没有领到工资，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过年。”2003年12月31日上午，浙江嘉善托普信息产业园四星级宾馆工地，四川泸州籍民工冯国成忿忿地向记者诉说。围聚在记者身边的还有十多位愤怒而焦灼的民工。
冯国成参加建造过很多高楼，但他发现，嘉善托普宾馆却是一项怪异的工程：“本来1万平方米的建筑，半年就可以完工，可是材料供应上不是缺水泥就是少黄砂，快两年了，才完成95％的土建工作量。”
把冯国成他们害苦的是一条破损的资金链———
嘉善托普宾馆工程由中建二局一公司（沪）承建，土建由淮安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分包，按照合同，冯国成他们的工资应由中建二局一公司支付给淮安五建。
但据淮安五建托普宾馆土建项目负责人余向棋向记者提供的对账单，截至2003年11月25日，中建二局一公司（沪）在发生的186.5万元人工费中，仅支付给淮安五建98万元，欠帐88.5万元。
“作为施工企业，我们有苦难言。因为托普没给我们钱，所以我们也没钱给余向棋，”中建二局一公司（沪）托普宾馆项目经理胡俊峰则向记者诉苦，“我们实际投入的资金，不含管理费，已近750万元，但托普迄今只付给我们385万元。”
然而，托普集团副总裁、嘉善托普信息产业园项目总负责人吴波对胡俊峰的说法并不认同：“我们不欠他们钱。”主要理由是，他们将部分工程转包给了其他施工单位。
事实上，嘉善托普宾馆的问题仅仅是托普27个软件园问题的一个缩影。
作为27个园区中规模最大的科技园，嘉善托普信息产业园项目于2001年7月18日签约，一期开发占地4500亩。据当时的《嘉善开发报》介绍，托普信息产业园的目标是，“在今后两年内将引进台湾的IT企业及相关产业，完成1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规模，建成后年生产能力达300亿元人民币”。
但两年多时间过去了，嘉善托普信息产业园却未能正式启用，2001年下半年就已宣称签约进园的11家台湾IT企业至今毫无踪迹。
“他们想把楼扔在那儿，什么时候园区成熟了，人气上来了再去弄。”胡俊峰说。
其实，胡俊峰与托普并非初打交道，托普的样板园区———位于上海南汇区的东部软件园，就是由中建二局一公司、南通四建、浙江利众、张家港新港等4家建筑公司分段承建。如今，东部软件园竣工已近两年，但托普仍欠中建二局工程款500多万。
“南通四建更惨，工程款被拖欠一半，约有2000万元左右，”胡俊峰说，“他们不得已将托普告上了法庭，托普败诉后土地证被扣押。”
托普上海信息产业学院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更在南汇区闹得沸沸扬扬。
据南汇区教育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王爱忠介绍，2003年12月19日，因学生公寓楼工程款纠纷，托普方面与浙江海盛、迭加、长住等三个施工单位的200余名工人发生冲突，结果是人伤物损。
与嘉善宾馆工程款的争议相似，这一暴力事件的起因是：海盛等三个施工队坚持认为托普拖欠他们工程款900万元，但托普不认账。
托普也有苦衷。2003年末，在托普的发祥地四川，由于与自贡市国资委发生借款合同纠纷，上市公司托普软件价值约2253万元的150亩土地及其5处房产已被当地法院查封。上海的一位证券分析师为此评论道：“号称有10亿资产的托普集团，其实已无钱可还。”
土地游戏？
工程款纠纷只是托普集团整体问题的一小部分，目前，托普面临的资金压力更多地来自于土地欠款和银行还贷。
据不完全统计，托普在全国各地建造软件园、信息产业园所占用的土地超过1.2万亩，这些土地均以优惠价格从当地政府获得。例如，在上海南汇，政府出让给托普的地价为10万元／亩，而商业用地的地价则至少40万元／亩。在浙江嘉善，托普获得的毛地价格仅3万元／亩，而如果作为商业用地，同期价格也要10万元／亩。
“托普曾是中国知名的民营高科技企业，两年多前，我们欢迎它进入我们的省级开发区，是想引凤筑巢，再筑巢引凤。”2003年12月31日下午，嘉善县委书记高玲慧在杭州刚开完会，就赶回嘉善，接受记者的采访，“当时我们优惠价给了它一点地搞基础设施配套，政府创造一个机制，让它在园区内封闭运作。”
虽然各地政府用心良苦，但托普似乎没有让政府如愿。托普上海信息学院和东部软件园建成已有两年，但据南汇东城区的一位干部透露，迄今“托普集团在南汇东城区征用土地的款，还欠东城区管委会7000万元左右”。托普在江苏常州高新开发区圈地350亩，但截至2003年10月，仍欠土地款500多万元。
托普在浙江嘉善和其他园区欠缴各地政府多少土地款？现人们不得而知。但部分园区所在地政府逐渐发现：托普大规模圈地，目的并非是其董事局主席宋如华所说的“种软件”。“他们到处圈地可能是为了融资。”常州市高新开发区一位干部说。
南汇东城开发区和常州高新区的有关干部，不约而同地向记者介绍，托普在开发软件园时极有可能采取同一种运作模式：托普先以集团公司的名义与地方政府签约，获得廉价土地后，再将这块土地重新评估，使地价大大增值，接着，再把评估后的土地转让给自己的下属公司。
“从账面上看，土地转移形成了效益，因为它是上市公司，通过一些手段就可以形成现金流量，”南汇一位干部分析托普上述运作的“两大好处”，“另外，可以用通过评估后的土地价值去银行贷款，套取现金。”
记者在南汇采访时，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托普在南汇区以各种名义成立的公司有8个之多，其中一些公司的业务范围相互交叉，甚至几乎相同。这似乎印证了南汇东城区一位干部的猜测：托普很可能是采取层层转移的办法在进行资本运作，其结果是各地政府和银行被紧紧套牢。
现在人们关心的是，托普究竟向各地银行贷了多少款？它是用土地、股权还是其它东西进行的抵押贷款？
据记者调查，它仅在浙江嘉善一地的贷款额就曾高达2亿元人民币。在上海南汇，工行等金融机构也都曾向托普提供贷款。
虽然嘉善有关方面声称“只有农行系统给托普贷款不到2亿元”，吴波也表示目前托普在嘉善项目上仅有银行贷款9000万元，但是，这些银行能否将贷款如期收回，已成为他们的一块心病。
政府解套
令人欣慰的是，各地政府发展IT产业、引进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同时，还保持了一份冷静。嘉善托普信息产业园号称占地面积4500亩，但实际上，政府的土地所有权绝大部分并未转移到托普名下。
“没有项目，我们不给土地证。你有项目了，向我们的土地管理部门一级一级报，批准后才给你土地证，”嘉善县委书记高玲慧说，“这一关我们一直牢牢把住。”
有知情者向记者透露，托普曾向嘉善县政府提出，要求在规划的园区内搞一个占地面积800亩左右的房产开发，遭到嘉善县政府拒绝。
高玲慧认为，嘉善托普信息产业园的开发和招商之所以停滞不前，一个重要原因是托普没有产业主体，“要形成产业链勉为其难”。但高玲慧也不赞成将托普一棍子打死：“我们可以改变思路，与它联合招商。我们有产业接近的项目，也可以放到托普园区。”
高玲慧并不担忧风险：“它这个园区如果有问题，死掉的也只是主体，最多我与它清算。它抢不去一寸土地，带不走一点东西。”
县政府出面与托普联合招商的结果是，台湾上市公司、曾在广东设厂的帝闻电子集团已决定将企业搬迁到嘉善托普信息产业园。这个项目投资额高达1亿美元，占地面积1000亩，随同帝闻落户嘉善的还有10多个上下游企业，目前这个项目“正在做合同文本”。
江苏常州则采取了另外一种做法。由于托普常州软件园二期工程迟迟没有动工，并且欠缴土地款500多万元，2003年11月，常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向托普收回了价值约400万元的土地使用权，并将其调整给常州另一家著名企业使用。“现在土地这么紧张，它不动，我就收。”常州高新区的一位领导说。
上海南汇区政府也在慢慢“解套”。由于托普仍欠缴7000万左右土地款，前不久，南汇东城区管委会通过司法途径，对托普上海信息产业学院内的数十亩土地进行了财产保全。“这也是区政府和我们管委会在目前形势下采取的一个没办法的办法。”南汇东城区的一位干部说。
而托普一旦失去了土地，它就将缺少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站在十字路口的托普，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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