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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后的北京产权交易机构，将为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提供一个规范化的平台，其基本价值导向是以尊重产权、明晰产权为主线的。
本报记者田毅蒋明倬北京报道
“循序渐进地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形式的产权交易市场，制定统一规范的产权交易法
规规章，整顿产权交易秩序，规范产权交易行为，促进产权有序流动。”2003年11月19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曾这样表述。
一个背景数字是，目前，北京、天津、上海三家产权交易中心的交易额已经占到全国产权交易总额的95％。面对庞大的国资调整时期，产权交易市场本身也被动地面临调整。
目前中国已有的100多家地级产权交易所，基本上都属于地方性市场，产权流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交易规则也各不相同。国有产权交易的日趋频繁和活跃，不断地冲击着地域分割的市场格局，产权交易势必逐步朝全国统一市场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产权市场过去有两组力量，第一组力量是原来的财政国资，也就是各个省市，比如北京市产权交易中心、上海产权交易中心都是财政或者国资的一个事业单位。还有一组，如技术产权交易所，是科委系统的。实际上这两组力量的人力资源结构与我们专业化、集约化的要求都还有相当差距。
2003年11月，作为建设全国产权大市场的重要准备工作之一，全国20家产权交易机构在一起通过了《关于筹建“中国产权交易机构行业协会”的倡议》。
整合跨地域的产权交易市场并非易事。在国家还没有出台相关管理办法之前，仅靠产权交易所自身很难统一各地的交易规则，也难以真正实现产权在全国范围内的规范流转。况且，各地产权交易机构还没有共同的管理机构，有的隶属于国资委，有的隶属于各地财政管理部门，有的则在地方经贸委名下。市场待动而期望产权交易市场发展规划和监管办法呼声日涨。
这次即将进行整合的两大产权交易所中，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于2003年3月1日正式挂牌营业，公司化运作，主营高科技企业投融资服务、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新资本市场探索。北京市产权交易中心于1996年12月成立，是北京市政府指定的为社会各类产权（股权）交易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
本月初，就产权交易相关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总裁熊焰。
用经济的办法，用市场的机制来解决国有资产交易问题
《21世纪》：一直有传言说你所在的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将和北京市产权交易中心合并，真有其事吗？
熊焰：北京市委、市政府已经决定，把北京两大产权交易机构———即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和北京市产权交易中心，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北京产权市场。有关事宜正在进行之中。
《21世纪》：在这样的合并后，你们的重点将有哪些变化呢？对于北京市和中央庞大的国有资产交易，北京新的统一产权平台可能承担多少份额呢？
熊焰：这个统一平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集中在国有资产产权交易上。北京若干年后出现两三千亿的交易额应该不意外。一方面，北京市自己的国有资产总量大约是在2800亿到3000亿之间，这一块资产在未来三到五年，可能有一半左右要调整，而且都要在北京产权交易市场内完成；另一方面，由于北京特殊的地缘优势，一部分中央直属国有资产将在北京交易。中央直属国有资产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国资委管辖的经营性国有资产，约有7.13万亿；第二部分是目前财政部管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即教育、卫生、文化、传媒等；第三部分是金融类国有资产，即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的国有资产，总量在大约10万亿左右。几部分合起来后有二十几万亿，我们判断应该有三分之一左右，在未来若干年要通过产权市场退出。
《21世纪》：我曾听你提起说八十年代中期，中纪委首先提出国有资产产权应该进场交易，对中国产权市场的建设起到了很大作用。中纪委为什么这么关心产权交易呢？
熊焰：八十年代中期，中纪委首先提出国有资产产权应该进场交易，对中国产权市场的建设起到了很大作用。当初中纪委是从反腐败的角度提出国有资产的交易必须进场的。这虽然不一定是最优制度安排，但是其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最重要的初衷就是规避相关责任人的职业及道德风险，也可以说是保护干部。
设想一下，我是某国资委的领导，下面监管着八个国有企业，假设它们的净资产都是1个亿，其中有50％的股份要做调整，有人把这50％股权卖了8000万，有人卖了6000万，还有人卖了1000万，到底哪个合理？如果这八个企业的资产都是个人的，也就简单了。但现实恰恰不是这样，这份资产与销售人的切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这是问题的核心，在缺乏一系列的监控制度和约束的情况下，私下受贿、暗箱操作的发生概率是极高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国家不得不提出来国有资产进场交易，用经济的办法，用市场的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产权市场发展规范化
《21世纪》：您认为在这个产权市场中，最迫切需要解决和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熊焰：最迫切的应该是规范问题。《国有企业产权交易暂行办法》已经上报国务院，我认为，随着这个办法的出台，各地产权市场首要的任务是按照该办法提出的要求和精神，规范产权交易，规范市场。国资委领导在若干次的公开讲话中对产权市场一个最大的期望，就是要规范。
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产权市场发展的那段话叫做“规范发展产权市场”，因此，在中国产权市场发展当中，规范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还不具备，就是中国产权市场没有法律。证券市场有证券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而我们的产权市场相关法律法规，是散见在相关工作环节中，还没有一个总体的法律构架安排，所以，规范就显得非常的迫切和重要。
我认为产权市场的规范，主要是在程序的合理性上下功夫，这种规范，不是讲个案的合理性，是不是企业卖价最高就一定最正确吗？不一定，关键是整个操作环节的合理性、程序的合规。也许这样可能使得最优的方案被排斥掉了，但是防止了那些低劣的错误。
发现“木桶最短的那块板”
《21世纪》：目前的产权交易机构是重在经营还是搭建市场平台呢？
熊焰：其实交易所本身并不买卖企业，只是营造一个市场环境，搭建一个市场平台，实行经纪商交易制。产权交易所在这里面，起到信息披露、促进交易、维护交易过程的公开化、引入竞争机制、做政府协调、最后办手续的作用。交易所在和政府协调方面会做很多工作，国有企业离退休员工怎么安置、欠住房公积金怎么补、银行那笔利息怎么处置等等，这些都是交易所要跟政府协调，协助企业跟政府协调的工作。
《21世纪》：产权交易机构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如何筛选企业，确定它的价值，特别是在我们财务透明度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如何科学确定。
熊焰：你说得很对，确定企业价值很难。企业并购价值有若干个要素，我认为不是各个要素的平均值决定企业的价值，而是要素最短那个决定价值，就是所谓木桶理论。我们现在跟并购联盟的朋友们一起策划设计一整套企业价值评估系统，希望有助于中国国有企业发现企业价值上的那块短板。
另外，我们正与一些券商、投资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合作，开发一套与国际对接的企业并购信息系统，特别是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标准。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很多企业的信息表述外国人看不大明白，这与我们的信息基础工作有关，也与中外的会计制度差异有关。任何评估办法只能提供企业价值的范围，最后成交价值应该由供求双方博弈来决定。
保护谁的产权
《21世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诺斯曾认为，排他性的公有产权与排他性的私有产权的先后确立，是人类文明演进与经济发展中的两个里程碑。那么，你如何评价对于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产权的新说法呢？
熊焰：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理论突破，我个人认为是两点，一个就是关于产权、现代产权制度的论述，再一个是关于股份制，即股份制是公有制实现的主要形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两点的提出为中国今后二十年到五十年发展奠定了制度保证。
回顾一下中国改革的进程，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凡是取得了比较大的突破，对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经济增长起到作用的改革，绝大多数是以尊重产权、明晰产权为价值导向的。我们在改革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也都与我们国家现存的，不尽合理的产权制度有关系。
《21世纪》：对于产权很多人的观点是，如果是真正意义的产权清晰，清晰到自然人了，权责明确就无须多提。但目前中国似乎处于一种产权中间状态，是国有与私有的混合产权制度。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产权保护是不是尤其重要呢？
熊焰：随着现代化进程，昔日一些阴暗面在逐渐缩小，但是产权在这个层面上的阴暗面———仇富心态还是很普遍的。最近两年来，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受到伤害，包括人身安全受伤害的例子已不是一两个了，保护已经涉及到法律、刑法。这里面根源性的东西，与我们的产权保护不利是有联系的。
至于公有产权保护，这里面问题也很多。公有产权保护的核心问题就是政府体系内的某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害、侵占公有产权，这是一大类。还有一类，就是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相关利益各方利用权力侵害国有产权。
《21世纪》：如果用简单的话概括一下国有资产战略调整的方向，你觉得在哪些方面可以有更多突破？
熊焰：总体看来就是加大对公共部门的投入力度。政府每年收了纳税人的钱做什么用？不要把那些钱都投到竞争性行业，应该把国有资产大规模投到公共部门当中去，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教育、国有企业离退休老职工社会保障体制，这些都应该是政府无条件承担起来的，而我们对公共部门的投入力度明显是不足的。这个加大当然是增量，一个是税收，另外就是要对原有的、在私人部门当中的那些国有资产业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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